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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死亡的4种方式:娱乐至死 失语而死
2014-10-10  天影集团

 

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强忍着黄晓明[微博]把卓一航演成小淫棍带来的心理不适,但是当范冰冰[微博]被棒击倒地后还要甩一下头发露出她那美美的脸时,还是感到一阵惶恐,似乎从年初开始,这种惶恐就一直伴随左右——中国电影,似乎从未如此糟糕过。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好电影了,社交与谈吐才是人们进电影院的目的,于是,电影越烂,效果越明显。今年为止的华语片票房前十很能说明问题。你说票房有多好,你说百家齐鸣,可现实的情况是,优胜劣汰来得如此诡异,烂片必胜,好电影必汰。市场的逐利已把电影引向一条不归路。

而另一个糟糕透顶的现实是,我们在沙漠里待久了,便不觉得这是沙漠了。今年的华语片,又岂止是沙漠?你看大家都在谈《后会无期》与《小时代3》,但它们都是不讲电影章法的,只把“投其所好”这个词发挥到了极致,《白发魔女传》也是如此,这样混乱的半成品能上映,且取得好票房,更能代表中国电影的常态。常态,并不就是合理。

而我们,也常常在这盛世的狂欢中迷失标准。大数据、弹幕、粉丝电影、票房纪录,数据迷人眼,无论是电影还是观众,忽然就丧失了思考,以至于很多人都不明白,我们为何会对一部很多人都喜欢的电影如此严苛。标准这个词,我们必须坚持。

疾呼或者痛斥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想表达一下我们的忧虑。杞人忧天也好,理想主义也罢,总需要有人在危急存亡的时刻站出来发表一下不同意见。是的,危急存亡,我们的电影在漂亮无比的数字背后已经濒临死亡,娱乐至死、失语而死、死于工业、死于票房,四种毒药,且找不到解药。

第一种死法娱乐至死

现象:1.粉丝电影大盛 2.大数据流行 3.弹幕及其他

尼尔·波兹曼在哀悼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时候,大约没想到与他提出的“娱乐至死”概念遥相呼应最猛烈且迅速的会是中国内地电影。以今年上半年内地最流行的电影为例,当我们谈论电影时,不难看出“娱乐”已取代“艺术”逐渐成为其最被认可的特质。

如果一部电影被冠以粉丝片,几乎会令宣传方担忧这是不是在变相暗示影片质量的低下,只能吸引一小撮观众入场,而到了2014年,如果电影可以有效调动起粉丝们的热情,则被视作市场化的成功。在这样的认知下,从《爸爸去哪儿》、《分手大师》到《小时代3》、《后会无期》,无一例外都在精准划定电影的粉丝属性,各自为营,创作者们都以成功了解自己粉丝的喜好为荣,而不以其他人群的批评声音为耻,郭敬明[微博]就数次强调他知道他的粉丝喜欢什么,有这样直接的肯定,粉丝们也对各自喜好的电影和创作团队展现出了泾渭分明的捍卫式讨论,火热程度之甚,远超过过去仅针对电影文本的探讨,当电影观众演变成电影粉丝后,评判一部电影的好坏标准亦发生了变化,令人开心的娱乐属性高于一切,甚至再无其他。

正基于这样的背景,身处于电影产业的业内人士逐渐展现出对大数据的依赖,稍显不同的是,过去几年可能是在电影营销领域大数据的运用更多,但在今年,号称互联网电影的《老男孩之猛龙过江》在前有《变形金刚4》后有《小时代3》的夹击中斩获两亿票房,成功成为分水岭。出品方优酷土豆集团谈及大数据在电影创作中的作用可谓津津乐道,他们将喜欢“老男孩”的粉丝群体做了各种细分,并针对他们的喜好对电影创作进行调整,比如粉丝们认为“筷子兄弟[微博]”之间的对手戏过少,在后期剪辑时,就会以此为依据增加两人的对手戏。“粉丝感受”就此升级为“用户体验”,电影因此成为用户手里的一个随时可抛或可升级更新的产品,其升级更新并不以艺术为恒定标准,而是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己任,于是,弹幕电影的出炉就不足为奇了,创作者们和电影投资人们相信,有一批观众是以吐槽为观影乐趣的,动画电影《秦时明月之龙腾万里》、《小时代3》、《绣春刀》都纷纷开启了弹幕场,当影院开场还在播映着文明观影小广告时,《小时代》出品方乐视影业[微博]CEO张昭[微博]已经坚定表示弹幕电影不过是个开始,“以后我们还要把晚饭、生鲜这些东西与电影院结合在一起,现在电商生鲜太火了。而晚饭场电影我们肯定会及时推出的。”而《秦时明月》的出品方优酷土豆集团显然走得更前,他们提供的土豆弹幕可支持近5000家影院弹幕同时播映,弹幕智能审核机制还能有效净化弹幕环境。电影,似乎在娱乐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观点:别把节操全丧尽

《分手大师》的经验告诉我们:节操散尽,钞票归来。悲哀而现实。

我们并不排斥娱乐,甚至我们认同贱文化,但凡事总有度,娱乐也有高下之分。把娱乐当成唯一目的的结果就是丧失自我、丧失意义,是为下下等。可惜的是,这类下下等的娱乐占据了银幕,郭敬明说观众需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是骨子里的问题。有人说到周星驰,也很贱,但周星驰总是藏在笑脸背后有一张苦涩的脸,你学得了表面,却总不去探究。

中国电影市场的娱乐化倾向越发明显,本是好事,但一窝蜂地都去娱乐,胜出的,总是那些节操无底线者,这在年轻导演的身上尤其明显,似乎是无拘无束,实际上是把自己往另一个套子里放。大数据或弹幕从来不是电影的多样化,而是让人越来越不重视质量,五分钟一槽点迟早变成十秒钟一槽点,而且,还是许多电影人的追求。

第二种死法失语而死

现象:1.自我审查严重 2.无脑一波流 3.广电总局

2013年7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公示,其中第14条表示,取消一般题材电影剧本审查,实行梗概公示。在谨慎欢呼声中就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成片审查的保留,这项政策可能会令创作人走向另一个极端,那便是加强“自我审查”,选择低风险的剧本以保证最终成片的“政治正确”。从某种程度上看,剧本审查的取消其实是对电影投资方的控制能力和导演的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电影语境的表达中如何巧妙而非粗暴的思考本不是件容易的事,而捷径或许是放弃思想,让电影只剩下视听功能,这样反而简单。《西游记之大闹天宫》、《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可谓个中典型,无论有多经典的文本为依托,电影呈现的是一种“无脑”状态,故事缺乏逻辑,人物不知所谓,所有的投资似乎都只用在3D特效的宣扬上。

令人更痛心的当属一批本被看好的导演在各种因素掣肘下的妥协,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张艺谋在经历了诸多风波后,奉上了号称归来式的电影《归来》,尽管他和电影产业的新生力量乐视合作,将商业大片的IMAX巨幕首次运用到文艺片中,还采用了4K技术,新技术新合作伙伴并不能掩盖张艺谋在电影思想层面的龟缩,尤其当人们把他略带戏谑地推向“国师”之位后,他似乎急着想把自己拽下神坛。电影只截取了原著提供的浩瀚时代中短短一幕加以发挥,最终严格圈定在最基本的人情范畴进行表达,和他多年前的电影《活着》几乎是截然相反。《我就是我》的范立欣遇到的可能是另一个层面的“失语”,作为一位业内看好的纪录片导演,他曾这样表达接手快男电影《我就是我》的初衷,虽然这是一部迎合主流粉丝群体的纪录片,“我希望以中国选秀隐喻中国民主。”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范立欣放弃了最初他设想的“为边缘存在立尊严”的内容,电影聚焦在那些狂热粉丝选出的六强身上,他说,“我承认这是妥协,向市场妥协。”

政策、商业化市场以及部分创作者的惰性造就了如今内地电影的困顿,我们可以制造的只是令好莱坞震颤的数字神话,同为票房大热的商业片,就连热门微博也更愿意推荐那些能引起更多思考的韩国电影。

观点:别先把自己给阉了

陈道明说张艺谋现在拍戏小心翼翼,这很能说明问题:一个创作者在面对审查之前总要自我审查一番,以便从源头上断绝不通过的可能性。

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在心里堵死自己所有的路时,已经不可能再去拼去闯了,所谓奇迹的可能性接近为零,这在任何行业都使然。这是一种畏首畏尾的情绪,不再敢表达是其最直接的结果。

国内电影人们很多是无力表达的,没有思考,便不知道该表达些什么,但看起来,无力表达的危害还是要比自我阉割要轻一些。《天注定》虽然质量值得商讨,但至少有所思考,而《归来》,你看它在自我阉割的同时还给自己找了借口。这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看电影,从来只有视觉和思考两项,视觉上做不过好莱坞,思考上基本丧失,你还让我们支持国产电影,我们到底支持些什么?

第三种死法死于工业

现象:1.工业标准缺乏监督 2.导演四面讨好 3.谁都来做导演

从某种层面来讲,这是一个机会遍地的电影时代。电影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在一个缺乏基本工业标准监督机制的市场里,它的诞生变得格外容易。不符合规格的剧作漫天飞舞,只因为它们看起来能做成热门话题,导演行当几乎没有门槛,如果你足够出名,能满足营销环节的各项炒作指标,总会有人愿意把你拱到导演这个位置上。电影工业各个环节上仍然缺乏大量的专业人才,在坐上导演位置之前,有不少人得现学现卖与电影相关的理论知识,也没有多少人可以一锤定音地对电影各个层面进行把关,将不符合要求的声音、画面、美术统统翻过重来。被好莱坞视为基本生命线的工业标准在蓬勃发展的内地电影这里显得混乱,这一景况随着数字技术在电影方面的应用变得更为模糊,胶片时代的完整电影工业标准似乎不再适用,以致出现在院线里的数字电影显得廉价和粗糙。韩寒[微博]说,没有人会对《后会无期》的电影工业标准提出质疑,这当然是他的自信,但尴尬也许是真的没有一套现成的工业标准可以参照质疑。

于是,电影成了谁都可以玩一把的产品,跨界成为近年来内地电影的流行词汇,判定一个人能否做导演变得和电影没多大关系,能整合资源的大V、能一呼百应的名人被列入最热门人选,最初大家还有些遮遮掩掩,给这些门外汉尽可能配备专业的团队以控制电影的基本质量,后来,投资人们意识到完全可以全方位借力打力,充分消费名人效应,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导演权力的无限制扩张,失控成为常态。《分手大师》、《小时代》等电影都是明证,在这些电影里,你可以发现编剧、导演甚至监制都是同一个人,而那些幕后团队也是依照导演的喜好所创建。导演也不再局限于创作,他摇身一变成为产品经理、营销大师,粉丝热爱什么,他就给予什么。无论是郭敬明、邓超[微博]还是韩寒,他们取悦一切可以取悦的对象。邓超可以在整个宣传期内将“贱”字展示得毫无下限,身段之低令人动容,而郭敬明和韩寒则充分利用自媒体阵地,抛出足够的甚至和电影无关的话题,每一场战役都只为了数字意义的成功。

观点:走都不会,谈什么飞?

韩寒挂在嘴边的话是“工业标准”,把这个词放在《后会无期》上则是其完全达不到工业标准。工业标准有很多项,绝不是单单摄影一项。

韩寒的好处是他坚持了自己的风格,很多优秀的导演都这样,但,优秀之所以优秀是建立在掌握了工业标准的基础上的,韩寒则是未学会走,便开始跑,甚至尝试飞,难免重重地摔在地上。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白发魔女传》,这样的电影能上映都是件奇葩的事,半成品痕迹严重,就像是仓库里废弃胶片拼凑的。中国电影严重缺乏质量上的束缚体系。

好莱坞有许多大牌影星出演的电影因为质量不过关而转为录像带发售,在中国,这些只能引来更高的票房,你看张之亮四面讨好,生怕资本方不高兴,这样的环境下如何拍好电影?

不丢脸,这个词在中国导演的词典中,基本是不存在的。

第四种死法死于票房

现象:1.票房是评判的唯一标准 2.发行大于电影 3.排挤与淹没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影片上映前,不少创作者会反对拿票房说事,然而当票房成绩凸显时,数字的成功便成为创作者们的遮羞布,他们为此津津乐道,并以此为依据对批评声音不屑一顾,批评者们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并非目标观众”。无论怎样大声疾呼“唯票房论”的坏处,但内地电影显然愈来愈狂热的信奉着“票房是检验电影的唯一真理”。尽管有陆天明这样不留情面的批评声,《分手大师》过6亿的票房成绩令邓超可以底气十足地回应分歧源于代沟,而院线经理也能理直气壮地说,票房从来不指望批评家。《小时代》系列的缔造者郭敬明甚至成功地颠覆了一批批评家的理论体系,真心开始检讨是否真是因为自己老了才未能读懂他的电影。

截至目前的2014华语票房前十位电影包括《西游记之大闹天宫》、《爸爸去哪儿》、《分手大师》、《后会无期》、《澳门风云》、《小时代3》、《同桌的你》、《北京爱情故事》、《京城81号》、《白发魔女传》,在豆瓣网评分体系中,6分以下的电影达到6部,在影评人打分的迷影网,得分最高的是《北京爱情故事》,3.9分,但就连排在最末一位的《白发魔女传》迄今也收获了近3亿票房,票房显然无法跟影片质量正向挂钩。可这些分数似乎很难影响市场判断,许多从业人士开始迷信排片才是电影致胜的法宝,而发行的成功也无需格外仰仗电影质素,当我们谈论电影时,更多开始讨论电影排片比例、首日票房、首周末票房,电影发行和社会化营销紧密结合,淘宝、嘀嘀打车甚至麦当劳、新辣道,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线上线下资源联动就能保证院线能为电影大开方便之门,因此出现类似《小时代》100%的垄断性排片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那些被成功或者取巧的营销排挤与淹没的电影,最终也放弃了关于电影本身的争辩,它们委屈地抱怨只剩一个词,排片不公。

观点:电影不是印钞机

如果电影是一个生命,其在中国最悲哀的地方在于已经完完全全地被当成了一件商品,造出来的目的,就是卖钱的。

艺术这个词在电影方面已经毫不重要,《小时代》系列连往这方面想都没想过,印钞机是其根本属性,这和“喜羊羊”、“光头强”没有任何区别,当然,你愿意在“喜羊羊”系列看到真善美,那是你的幸福。

商业性,是电影赖以延续的基础,但电影并不能只有这方面的功用,我们谈论经典,回味电影,从来都是奔着艺术性去的,才短短几年,当年的票房奇迹《画皮2》便没人再提,票房奇迹的电影我们只能记住最好的那个,而这个最好,又是不断更新换代,你卖得再多,也只是一时之利。

我们不希望,许多年后,当我们谈论这些年的华语电影时,会变成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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