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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审查“标准”:“鬼片不能真有鬼” 吗?
2014-09-28  天影集团

 

导读:电影《京城81号》在《小时代》和《后会无期》的双重夹击下,刷出3亿多票房,创国产惊悚片的记录,不禁又让业内人士拿出“鬼片”这一话题进行讨论。观众称中国恐怖片剧情“狗血”,而创作者却称广电颁布的诸如“鬼片不能真有鬼”的标准,严重影响了恐怖片创作。恐怖片到底是怎么审查的?也许我们应当借此机会重新研究一下这些“标准”,客观分析一下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

近年来,电影审查一直受到媒体网络的热议。“鬼片不能真有鬼”“小三不能有幸福”“中学生不能早恋”,在媒体的描述中,好像广电隔三差五地颁布一个“审查标准”,每次有“新标准”爆出,电影行业就躁动一番,再爆出公映当日被撤出的《被解救的姜戈》这样的事件,“电影审查”仿佛成了中国电影行业的“You-know-who”,成为长久以来挥之不去的话题。中国的电影审查机关,隶属于广电总局的电影审查委员会。也就成了电影行业“最熟悉的神秘人”。

非官方的电影审查“标准”

根据国务院2001年12月25日颁发的《电影管理条例》,中国电影审查机关是由36人组成的“电影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具体成员自2007年后,就没有再进行正式对外公布。

而梳理广电总局颁布的法律法规与部门规章,只有《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涉及到了审查标准,明文规定了10类“电影片禁止载有的内容”和9类“应删剪修改的内容”,这些内容多为概括性、原则性标准,没有具体执行层面的规定。

由于中国电影审查结果的不公开透明性,使得媒体和部分电影评论人根据以往审查被驳回的经验,对电影审查的硬性“标准”做了许多的非官方总结。比如:

*鬼片、恐怖片:必须无鬼或证明片中角色是“心中有鬼”,但可以有妖(比如《画皮》:作为一个聊斋故事,原著是在讲鬼,而在电影中就将鬼改成了妖狐);

*涉案题材电影:涉案、涉公安题材同时需要在影片中虚化实际作案手法。虚化或架空案件实际发生的地区和时间发生时间。

*暴力:无论在涉案、动作、恐怖等题材的电影中,均不能出现暴力场景的特写或其他直接表现暴力场景的画面。

*爱情:不得出现中学生恋爱;大学生恋爱需保证尺度;结婚、生子等必须出现在大学毕业以后;

……

当“标准”遇上“例外”

但是,只要是关注近年来国内电影院线的影片的人都会发现,媒体和网络上总结的这些“标准”在近年来频频出现“例外”,比如:

*杜琪峰2012年导演的《毒战》中出现了过去国产电影中从未出现的镜头:公安干警吸毒、烧人民币的镜头;公安干警大量被射杀的镜头;

*《北京爱情故事》、《恋人未满》中,出现了正面积极的描写高中生恋爱的剧情,没有以批判或反对的视角对该段恋爱剧情进行描写。

可以看出,这些媒体和业内人士总结的“标准”,在不少近年来上映的影片中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滑铁卢”。难道广电在放开审查标准吗?还是广电开始出尔反尔了?

“标准”是如何成为“标准”的?

其实,这些“标准”在现阶段的电影市场中被屡屡挑战,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标准”的产生方式,并非法律法规层面的因素,而是由媒体和舆论报道总结而成。这些“标准”大多基于如下流程产生:

*首先是新闻爆出:某国产影片送审被拒,媒体发现新闻;媒体赶紧采访制片方获得影片未通过审查的具体原因,再通过猜测审查被拒原因和其他消息渠道了解可能被拒的原因;

*制片方对影片的剧情进行修改,直到符合要求,拿到公映许可;媒体通过对公映版和被拒版本进行比较,总结出某条审查“标准”。

在媒体的比对和猜测中,个案性极强,而且最有新闻价值的点可能被夸大,标准的归纳就难免脱离广电审查的一般性原则。

这些审查“标准”的大量产生,或许是业界对于确定的审查标准的需求与渴望。而且在一些电影项目的运作上,这些审查“标准”确实对回避审查风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无论我们如何积极的理解这些审查“标准”的背后原因和产生的作用,也不能回避一个最起码的前提:这些审查“标准”是彻彻底底的“民间产物”,不被电影审查委员会和其他任何相关部门所承认,也不能完全依照这些“标准”管理市场和判断市场。

真正的审查标准是什么?

《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下称“《管理规定》”)中第十三条确实对电影片的内容作出了禁止性规定。诚然,《管理规定》中的审查标准的确过于主观、宽泛。对一个送审电影来讲根本没有足够的参考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第十三条规定的内容就是审查标准本身。而媒体和网络中总结的种种审查“标准”,至多仅仅是在相关的个案中才有意义,并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功效。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并不是个判例法国家,法律法规中并没有以案例作为审查标准的规定(判例至少是公开内容);同时,电影审查委员会也从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承认过去的案例具有任何程度的参考价值。

我国的电影审查委员会是一个广电总局官员和其他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体制内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其工作的性质并非像美国和欧洲各国电影审查机构一样,对具象化、程序化、文字化的审查标准进行简单执行,而是直接判断电影故事和镜头等元素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从而对电影进行审查的。这种工作方式本事,就意味着不存在任何所谓未公开的硬性“标准”。

我国的电影审查,一向都是以“电影公映后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本身进行审查的。这也同时说明,审查标准也是根据不同的时间采取不同的尺度。比如,在社会大多数少年的家长不太能接受“早恋”的上个世纪末,不得出现“高中生恋爱”是广电总局公认的审查尺度;而在目前的社会氛围下,电影中较为纯洁和纯粹的“高中生恋爱”就渐渐成为广电总局可以接受的审查尺度。但审查委员会的这种接受,不代表其允许所有“高中生恋爱”的情形出现。比如:“高中生未婚先孕、接吻”等镜头,仍不被我国主流价值观接受,对此情节故意强调,便会出现无法审查通过的风险。

另外,上映档期所对应的实事和热点新闻可能也对审查尺度有影响。比如近年来知名的电影《无人区》,由于其题材和故事发生地点在一段时期内较为敏感,其审查过程就遇到了严重的影响。而几年以后,在敏感情况较为缓解后,《无人区》也顺利解禁上映了。可以看出,时间,对审查尺度也有难以忽视的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应对审查”并非硬抗,而是要全面了解我国的社会局势、产业政策以及产业动态,不应抱住那些经验总结的审查“标准”不放。应对审查,应从我国审查制度的客观实际出发,灵活动态的理解电影审查这一问题——归根结底,审查实现的是“对社会的管理”,以及“对电影市场的管理”。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寻找可以产生市场价值的空间,并规避电影可能产生的审查风险,真正的做到“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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