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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辛:《亲爱的》犯了商业片大忌又如何?
2014-09-24  天影集团

 

  黄渤第一次听陈可辛讲完《亲爱的》的剧本结构,问他:“导演,你确定要这样拍?这是商业电影大忌!”

  黄渤没能劝住陈可辛,但还是演了《亲爱的》。在“勿谈商业”的威尼斯电影节,陈可辛的固执,得到了观众长达数分钟的掌声回报,也收获了不少感动的眼泪。但回到国内之后,面对“凶险”的十一档,黄渤最初的担心,可能会逐渐浮现出来……

  问题就在于,《亲爱的》并不是一部规规矩矩的商业片。“找孩子”的剧情在影片中段就得到了解决,但这个悲剧的结束,却成为另一个悲剧的开始:深爱孩子的继母无法接受骨肉分离的悲剧,也在某种程度上走上了揪心的“寻子”之路。用陈可辛的话说,“这个戏结构很怪,对观众来讲很不习惯,因为它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是相反的。”

  看到一半,把你扔到另外的角度,去看同一个事情,黄渤认为观众会很不喜欢这种感觉。但偏偏陈可辛想要的就是这个:“这就是我想拍这个戏的理由,是当初看原型纪录片最打动的地方。”

  《中国合伙人》的5亿票房,似乎并没有让陈可辛在商业的路上越走越远,那个一直“拧巴”着要坚持个人表达的陈可辛,好像又回来了。但这一次,他不想再计算得那么多,“一辈子总有一两部作品,是你非常相信的,不用那么瞻前顾后的。”

  《亲爱的》就是一生中的那一两部吗?“希望不止一两部吧。”

  看《亲爱的》会哭,但让我哭最多的是《合伙人》

  大概没有一个导演,像陈可辛这样一直陷入自我怀疑、自我较劲又再自我疗伤的循环里。拍完《武侠》后的陈可辛意气风发,认为自己完成了自我超越和风格转转型,结果遭遇票房滑铁卢,口碑也不如意,再加上《十月围城》和《投名状》的接连失利,陈可辛几乎沦落到拍不了片的境地。

  到了《中国合伙人》,陈可辛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拍自己最擅长的成长、爱情主题,“非常义无反顾地拍一些自己完全拍过的东西,唯一一个借口和突破就是作为香港导演拍北京”,结果却意外收获了没预想到的高票房,把过去这几部赔的钱,一口气赚了回来。

  虽然收获了高票房,《中国合伙人》也成为了陈可辛受批评最多的电影,“价值观”和“太商业”成为最常被提及的关键词。陈可辛嘴上说为电影辩护没用,但心里,还是不服气的。

  记者:在电影宫看片的时候,您自己哭了吗?

  陈可辛:我是很容易哭的,我看别人的戏更容易哭,看自己的戏也会哭。讲了很丢人,但确实是这样子。不过,我已经看了太多遍,拍、剪的时候已经哭了多少次了。但这个戏和我过去讲情感的戏还不太一样——大家一定不喜欢听这个——其实我哭得最多的戏是《中国合伙人》,因为它里面是讲的是一些情怀,长大、成长,那些是我最致命的伤,一讲那些就不行了,其实那个我看很多遍,这个就是看两三遍。

  记者:为什么说“大家不喜欢听这个”?

  陈可辛:大家都觉得《中国合伙人》很商业嘛。所以很奇怪,我喜欢的东西可能不是大家最喜欢的东西,很难说,每个人感受不同吧。但更要命的是,因为他自己主观不喜欢,他就去猜你拍的动机。但是有没办法,你必须得面对和承受这些别人的批判,观众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他所有的评论,你辩护也没用。

  不打算办试映,因为这一次不想再妥协

  恐怕天底下没有导演喜欢“试片”,陈可辛大概更是这样。所谓“试片”,是指在电影上映前,找观众进行秘密观影,调查观众对于电影的反馈,然后根据这个反馈再去对电影进行调整。“试片”是在商业电影体系高度发达的好莱坞,制片人想出来的确保电影能够最大程度让观众喜欢和接受的办法。

  显然,接受试片,也就意味着导演的个人表达向观众的口味进行妥协。在《中国合伙人》上映前,陈可辛就接受了这样的试片。事实证明,《中国合伙人》毫无疑问成了陈可辛近年作品中最符合观众口味的一部。现在再回过头谈起这一选择,陈可辛丝毫没有要分享成功经验,反而言语之间颇有几分无奈和屈辱。有了《中国合伙人》的票房做底气,陈可辛不再去试《亲爱的》了,准确地说,陈可辛已经能想象到试的结果会怎样了,只是陈可辛不想再妥协罢了。

  记者:《中国合伙人》当时是有试片的,也根据观众的反应做过一些调整,这次《亲爱的》有吗?

  陈可辛:没有,《中国合伙人》的商业性是更明显的。而且是我第一次拍内地题材,还是我没经历的年代,肯定没有底气,而且那个时候我的事业……也没有那么多筹码,大家也会怀疑香港导演能不能拍,所以发行公司希望我做这样子的试映。那时我确实是相信我拍的是没问题的,因为整体情怀是共通的。但是为了要安抚发行,为了让发行部门拼命帮你做宣传,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给他看到观众的数据。说到底,不是我需要观众告诉我这里对、这里不对,而是我需要那个认可,使得发行拼命给我做的事情。

  拍这个戏可能更有底气了,因为《中国合伙人》的成功,加上这个不是非常贵的戏,以及这个戏的阵容,都让我没那么忐忑,这些工作都使得这部电影更保险。

  而且这个戏结构很怪,对观众来讲很不习惯,因为它的前半和后半是相反的。但这个就是我最想拍这个戏的理由,要是把那个改了,就没有意义了。既然我是“明知山有虎”偏要做这个事情,我还干吗要试片问观众呢?

  记者:那您偏要做这个事情,希望得到的反馈是什么呢?

  陈可辛:我希望得到的反馈是,像我当天在看纪录片时候的一样情感。我是相信那个原型故事的力量,我觉得那个力量是能够变成一个电影的,而这个电影应该保留那种当时给我的感觉。虽然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商业电影,因为我用那么多明星去演,但是相对在我电影里面,是比较任性的。因为我太相信原型故事和这个剧本,我觉得一辈子总有一两部你非常相信的,你就去做了,你就别再那么瞻前顾后的。

  记者:《亲爱的》就是这一辈子的一两部之一了?

  陈可辛:希望不止一两部吧,其实我每部戏都是我做很多商业的考量,加明星等等,其实通常我的戏是阵容越大,可能是内容越偏。我不是在辩护我的一些电影,其实我最保险的戏是《甜蜜蜜》(张曼玉版 孙俪版),好人好事、顺着观众的意愿去做;我最偏的是《投名状》,但是用的阵容是最大的,投资也是最大的,所以我永远都是做平衡,当你题材偏,就要用最大的阵容吸引观众。

  记者:可是比如说像杜琪峰导演,他就会选择做一部纯商业的,再做一部纯个人表达的。

  陈可辛:我很羡慕那些导演,因为他牛啊,什么都能拍,喜欢的也能拍,不喜欢也都能拍,那才厉害。但我真的拍不出来,只要有一点不喜欢,我根本没法拍,所以我只能在两个东西(商业和个性表达)里面做融合。但这是天性,你是怎样的人,就拍怎样的东西,因为我也没有大导演的霸气,不会觉得“我就爱这样拍,你爱看不看”,我没有这种态度。

  去到发行那儿,多大的导演都得跪下来装孙子

  九年前,陈可辛决定北上到内地来拍合拍片,他说自己当时有两个选择——冒险去拍不熟悉的古装大片,或者冒险去拍不熟悉的内地现代戏。陈可辛选择了前者,《十月围城》《投名状》《武侠》接连失利。六年后,陈可辛开始想尝试第二个选择,也就有了后来的《中国合伙人》。

  《中国合伙人》在“接地气”的问题上,已经把其他香港导演远远地甩在身后。这次的《亲爱的》,陈可辛就走得更远了。如果说前者怀旧、励志、轻喜剧的调子消解了部分现实意义,后者则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当下中国的现实主义,而且还是真实事件改编。在这一点上,陈可辛令人吃惊地走在了很多内地导演的前面。

  记者:这部片是当下的现实题材,而且又是真实事件改编的,怎么会敢去拍?因为这种在国内太少了,其实就是两个槛,一个是审查,一个是票房。另外作为一个香港导演,会不会问自己“我要走那么远吗?”可能内地导演都没什么人去碰这个东西。

  陈可辛:就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力量非常强烈,然后张冀写了一个让我非常喜欢的剧本,加了更多社会的现象和社会发展的情况,而不只是打拐的事件,就更想拍了。当你有这样一个剧本,你就不会问那么多问题,就会底气。当然,我还是得去找明星,不然还是没有底气,结果基本上找到最大的阵容去演这个好像是文艺片的东西。

  记者:其实这样的题材,过去第五代、第六代导演都拍过一些,但是都用非职业演员,您是怎么从这个题材里面看到商业的点的?

  陈可辛:我就看自己,因为我自己喜欢看,它就应该肯定是商业的,因为我都不看文艺片。我觉得导演通常喜欢看什么戏就喜欢拍什么戏。我喜欢被打动,那我也希望我的电影能打动观众。只要你能打动观众情绪,他哭得出来,就不是文艺片——其实文艺片不能哭的,一哭就不对,就不是文艺片,因为它不应该影响到你的情绪,应该是给你思考的。

  当然,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可能跟观众越来越脱离,这很难说。到最后脱离了,你只能不拍了,想跟着观众去拍也拍不出来,因为你不懂。

  记者:在大家眼中,您是一个文艺片导演,但是您自己不是这么看的?

  陈可辛:我真的不是这么看的,从来都不是。有市场就是商业片,对不对?我每一次都用大明星,还不是一个商业行为?你刚才说,有没有考虑用非专业演员或者不知名的演员?有,但我真的不肯定能不能找到一个演员那么像,尤其是赵薇的角色,但是我身边的同事提到赵薇,我突然间觉得很像,有些时候要催眠自己,因为出来行不行,是没人知道的,我也没有那个霸气,我又不是杜琪峰。

  这不是我唯一一次拍电影产生用非专业演员的想法,但是我知道,我如果用非专业演员,我的路、这部戏的路就更难走。《中国合伙人》我拍得自己满意都要找人去做那么多(试片),但问题是,我不想每部戏都要跪着求人才行。有时候君如说,你那么辛苦干吗?很多人都说,导演你做那么久了,你现在有你的影响力,你就找新人。但是你真的是不知道,去到发行那儿,多大的导演都得跪,当然“跪”是说的夸张,但其实都是孙子一样,因为发行是完全没情可讲的。我也不想每一次——就连《中国合伙人》都是——大家都说:“导演你的戏很好看,但是不会很卖,因为……”每一部都有理由。我想尽量能造成一个情况,就是上片的时候,大家气势如虹,都觉得“一定行、一定成,我就去冲。”其中一个要素就是你要找到最好的阵容,他们就会一鼓作气。

  陈可辛与赵薇在《亲爱的》拍摄现场

  审查不是绝对的,要拍得让他们感动就有得谈

  陈可辛说,父亲从知道他下定决心当导演的时候就一直跟他说:千万别拍没有反派的电影!

  陈可辛的父亲陈铜民是泰国华侨,像很多知识青年一样,在建国后怀着对祖国的情结来到国内的电影戏剧学院念书,想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热血。1950年代的反右运动让陈铜民全家搬到香港,找到了一份和电影相关的工作。后来成为嘉禾电影公司的创始人的邹文怀,和陈铜民一起在邵氏打过工。1962年,陈可辛在香港出身,8岁时举家移民到泰国,18到美国留学,21岁回到香港,成为嘉禾电影的导演助理,开始了电影生涯。

  陈可辛记他父亲的这句话记到现在,结果拍了这么多年电影,主角都没有真正的“反派”,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叛逆?

  过去陈可辛拍爱情片,他说“爱情里哪有反派?”这次《亲爱的》,拍的是让微博上一片义愤填膺的打拐题材,结果唯一的坏人却在电影中“缺席”了。陈可辛,又任性了一次。

  腾讯娱乐:电影里面有很多和国家机关打交道的一些戏,其实是挺突破的,因为跟过去的中国电影那种比较偏脸谱化那种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它又不可能像韩国电影那样,走那种特别批判的路子,在这个分寸上您是怎么考虑去把握?

  陈可辛:其实这个分寸也是不停地磨合起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有电影审查,但已经很不容易了,有几场戏我都觉得是不太可能拍的,老实讲,很多当初在剧本阶段就说“不要拍了”,但我也有那么多年合拍片的经验,也知道,很多时候他说别拍,不一定是真的不能拍,其实只要你拿捏一下分寸。而且他会看电影整体,如果喜欢、感动了,其实他也会失控,因为电影局也是人在做事,也不完全是一个官僚的体制,大家还是有空间去聊的。

  腾讯娱乐:您处理这个戏的态度很微妙,好像能看到一点点讽刺,但是又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道理。

  陈可辛:我觉得整个故事的主题就是这样,荒谬的地方就在于天意弄人,没人对,没人错。黄渤找到他的儿子,结果赵薇跟她的女儿变成受害者,要怎么办呢?

  腾讯娱乐:变成一个又一个无解的困局。

  陈可辛:这个也是当时最打动我的。

  腾讯娱乐:这个宿命的主题好像是您过去的电影里面没有的。

  陈可辛:对,过去没有过。

  腾讯娱乐:“无解”对观众来讲也是挑战,而且唯一的坏人,还已经死掉了,观众的情绪其实就堵在那儿了。

  陈可辛:我爸爸从我小时候开始决心做导演的时候就跟我说,千万别拍没有反派的电影!

  商业电影就是把所有观众的情绪集合在一个点,那个点就是对付反派,那种电影最容易把观众从头到尾带入了。

  但是我以前拍爱情片,爱情哪里有反派?《甜蜜蜜》是典型的好人好事,第三者是豹哥,我把豹哥写成那么好的人。《金枝玉叶》一个那么商业的片,我都把刘嘉玲(微博)这个“坏女人”写成有情有义的。后来不拍爱情片拍别的,我还是觉得一样,必须把电影写得更贴近我的生活,我的生活里没有什么反派,我就把我相信的东西拍出来。

  这个戏,确实是非常悲观的,整个剧情到最后是没有出口的,那我唯一找到就是佟大为(微博)这个角色,让他产生变化、讲一些话。我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是我是一个乐观的人,因为我觉得我生命里面还有很多好的事情。我觉得人生多苦、多悲剧,但是只要人间有情那就还可以活下去。

  腾讯娱乐:那您怎么看这一类题材在国内的生存空间,可能您拍了还是很多人不敢拍或者觉得很危险?

  陈可辛:一部戏就能改变生态是不可能的。香港导演来拍合拍片是为了什么?为了市场、为了利益回报之外,我觉得是一个更宽的创作的空间。这样讲可能觉得很荒谬,有审查嘛,但是香港以前只拍类型片,《亲爱的》这种题材在香港,想都别想,《中国合伙人》也想都别想,那个都叫做文艺片。你跟美国经纪人说拍这个题材,在美国会是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一个项目,但在国内,我能用这些明星去演,到时候出来票房也不会很差。除了中国,不可能有别的地方有这个宽容度,什么类型都有空间:非常俗的喜剧、非常普及的剧集、或者比较文艺的、恐怖片……除了审查还是有一点点的限制外,其实内地的类型其实更多。中国电影发展这十年来,尤其是这两三年来,只能拍大片的情况改变了之后,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代,这个时代我真的在别的地方没见过。

  记者手记:

  采访陈可辛很好玩,他永远在剖析自己,掏心窝子给你看。无论是他的言谈,还是拍出来的电影里,都能看到理性和感性的撕扯。所以当他用“因为我被打动了”来解释《亲爱的》的商业性时,一方面我并不很满足,另一方面又突然觉得很感动:在全民算账算票房的中国电影圈,很幸运,还有这样的导演,像一个传统的手艺人一样,企图把自己被感动的瞬间,像香味一样封存起来,然后再凭着记忆制造一瓶有同样香味的“香水”——电影,来把那份感动传递给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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