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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影业张昭:能否超越华谊对我没意义
2014-09-02  天影集团

 

    在科幻电影中,人与机器的延展与制衡一直是个富于揣测的谜。有人说,人机之间的唯一关联就是数据,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规律,谁掌握了规律,谁就能尝试谱写规矩,但这一切都只是创造力的前提。今天我们的话事人主角就是一个年轻时手握信息科学学士(有关计算机数据)与哲学硕士(有关人文与思辨)两张文凭的“人机知识分子”——张昭,他是乐视影业CEO及执行董事,是张艺谋当前甚至电影生涯后半生的拍档,是群起模仿的电影大数据的倡导者。

  2011年,《好莱坞报道》封张昭为“中国电影产业升级的‘文艺复兴式’旗手”,这个旗手其实也是棋手。利用《小时代》周围的数据,他开启了一大批未经世事的电影消费者;利用《熊出没》周围的数据,他引领了亲子场的极限,摘得中国动画电影史票房桂冠;唯一不太容易用“大数据”换算的《归来》,赢得的是张艺谋的信任,“他认为我是一个学者型的企业家,这个事儿他更看重,我相信也是他阅人无数吧。”

  学者型企业家的观点和普通商人有点区别,在张昭看来,“想靠一个产品‘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想随随便便塑造一个经典,在这样一个时代是不太可能。经典哪来?不是拍出来的,是沉淀出来的。”进入沉淀期的张昭早就忘记自己的海归身份,《中国合伙人》这种电影一点触动不了他的感性神经。张昭认为自己一直为沉默的大多数人做电影,而带领乐视超越华谊什么的野心之于自身没多大意义,“我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系统的改造,我们都是一边砍柴一边磨刀,这个磨刀的事儿比砍柴重要”。

  而你可知,90年代初的学生故事才是张昭最想拍的电影。这至今是个谜啊。

  

  记者:我们知道,当年王长田是一盘妈妈包的饺子让您最后彻底决定留到国内,来了之后跟他完全打拼一个新的事业。那到底是什么让你和张艺谋结合在一起?

  张昭:老谋子对我来讲不用说,我在复旦哲学系读研究生的时候看了《红高粱》。

  记者:发布会的时候,您还即兴唱了一首。

  张昭:对,才让我有这样很强的冲动投身到电影行业,所以去了美国以后就转到电影行业。但是所谓张艺谋离开新画面(公司)之后可能会签约谁这个事儿,其实我一直没关心过,偶尔碰到聊起来了,那也很正常,大家聊天嘛,真的都是观点上的事儿。当然,他也关心,这个是实话,他想了解我是怎么样的人,因为我们俩不熟,他早就知道我,只不过是从媒体上,在光线的时候他就知道我。我们聊着聊着,因为他没有签约嘛,他想回归,跟谁合作呢?他觉得张昭可以,那就合作呗。至于他最后选择了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记者:您觉得您什么样的部分能够特别打动他?

  张昭:还是大家关于“归来”的一致看法,有一定意义上,他认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学者型的企业家,这是他认为的这个事儿,所以他更看重,我相信他也是阅人无数吧。

  记者:很多人都通过互联网或者通过电视看到了张艺谋走到镜头面前,去承认自己超生的这样一个事件,您当时是不是也是通过这样看到这个事件,当时在你心里头那样一幕给你的心灵触动是什么样的?

  张昭:你说老谋子在电视上的道歉?那个没有,其实我跟他之间,这些问题都已经不是(问题),对我触动不大,实际上我觉得他很诚恳。至于说老谋子孩子这个事儿,我看绝大部分的网民还是很支持他,觉得“咳,这不就是多生几个孩子!”只不过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你作为一个“国师”,你可能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但是作为人,那我会鼓励他生更多,我觉得他这个事儿丝毫不影响对他这个人的尊重,这完全是两回事。

  记者:但也有一种声音,您现在坐上了“新二张”的交易,张艺谋身处这样的舆论风波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看到乐视影业在这样的时候对老谋子拔刀相助“?

  张昭:不赞同。实际上大家说“新二张”,只不过是我也姓张,碰巧而已吧,我跟张艺谋之间是非常职业化的合作,我这么多年一直秉承这么一个原则,不管私底下是多好的朋友,合作关系一定要职业,要规范,才能成就。所以,他的私事是他的事情,我从来不干预,工作上,我们一个是导演,一个是制片人,他拍的电影就是一个产品,我运营的公司是一个平台,仅此而已。

  

  记者:那如何来看待《小时代》系列呢?如果拉开十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小时代》的话,您认为会有不一样的评价吗?

  张昭:我认为就是一个意义,这个是MV也好,是PPT也好,我说如果大家拉开一点时间尺度去看,世界电影的发展史上有多少种不同的电影,有多少你们认为是今天不是电影的电影,它都有自己的价值,那你为什么不能让郭敬明拍他自己的东西呢?这个我觉得很武断,而且很无知。

  记者:您说到拉开十年,为了采访您我专门去重新看了一下《小时代》,因为我之前是完全会抵制《小时代》,但是看完这部电影,我赞同您说的,它很真诚,它在某一定程度上,特别后面的这部分,真的还打动了我,我甚至还掉眼泪。但反观,如果是拉到十年距离的话,我会觉得如果这样一部电影留给我之后的孩子去看,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去看,我会很担心,您能理解这样一个母亲的担心。

  张昭: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从来不把电影当教科书,如果它有文化功能,其实它是一个文化的启蒙功能,通过电影你看到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梦想,不同的世界。所以,我拍很多很多种电影。

  关于孩子的教育,我完全理解,但是我是在一个非常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反而我觉得应该让孩子,在一个更多样化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愿望说“你影响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中成长”,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会通过互联网接触到世界上所有各种各样人的文化价值观,这本身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养分,《小时代》只不过是其中一种。

  

  记者:从2013年整个走过来的话,似乎这个电影真的不怕被骂,就怕没人说,你骂得越狠,大家越愿意掏钱去看,那么,您如何看待这种奇怪的电影现象呢?

  张昭:一点儿也不奇怪,我觉得这是一个公共话语空间,这是一个大众消费品,这个观点我们一定要很清晰,你不是一幅画,如果一幅画被骂得很惨的话,你可能就卖不掉,这是一个电影,是一个大众消费品。其实你从社交媒体的方式去看,看电影本身这个行为是去呼应社交媒体当中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他想参与。

  记者: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受到很大一批包括像影评人或者主流电影人的抨击,他们认为怎么可能会能够成为商品呢?

  张昭:实际上从来没有否认电影是文化产品,我是做产品出身的人,对于电影的文化产品的属性是在我的血液里边的。但是其实中国市场现在面临一个机遇,这个机遇是一个产业机遇,而不是产品机遇,所以这是两回事,你一定要把产业机遇抓住了,回过头来才会有大量的产品机遇出现。想靠一个产品“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想随随便便塑造一个经典,在这样一个时代是不太可能。

  记者:越来越难了,您认为经典的这种时代至少目前不是一个属于经典的时代。

  张昭:其实大家把尺度拉开,看得很清楚,经典是哪儿来的?经典是沉淀出来的,经典不是拍出来的。

  

  记者:我们也注意到,您是所有电影老总当中唯一具有海归背景的,会不会也带给乐视影业相较于光线、华谊有不一样的视角?

  张昭:会有吧。我不知道中军是不是认为他是海归,他其实也是。他受的教育可能不是这样一个,我是受过专业教育,我自己认为它有它的优势,我们公司现在有很多海外归来想做电影的人,但是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第一件太重要的事儿就是你要忘掉你是海归,未来这个“海归”才会对你有意义,就是你要扎入本土。

  我回来已经有十五六年的时间了,我早已经忘了我是海归,但是实际上你在海外这么多年,它在潜意识里完全支撑着你现在做的很多事儿,其实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全球观吧,这个全球观是特别重要的。

  记者:我就特别好奇了,去年的《中国合伙人》,那部电影会不会特别打动到你?

  张昭:答案是“No”。一点儿都不打动我,我和陈可辛是好朋友,一点儿都不打动我。很简单,他们讲了一个关于那个年代很特殊的故事,可能这个故事太特殊了吧,我可能更爱听的是《老男孩》这样的故事,几十年每隔多少年都做一个梦,永远实现不了,但是继续在做着。我觉得我们都是普通人,纳斯达克上市不上市,那个东西……我还是希望电影能够触动更多普通的年轻人,这一点可能大家观念不一样。

  

  记者:当时离开光线的时候你曾经也说,“希望能够做出带有自己气质的电影文化公司”,那您认为张昭置于电影会是什么样的气质呢?

  张昭: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载体,我对电影的成长经历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电影有它的文化意义,这是根植在我的血液里的。我一直认为,好的商业模式是和这个商业模式背后的社会理想结合作一起的。这是我坚信不疑的地方,这么多年也在寻找,在光线做那个地网系统的时候就是考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所以我一直在讲沉默的大多数,小镇的青年变成县级市、地级市了,他们的文化生活需求,如果你能够满足这些人,那中国多大的一个市场。

  记者:2014年,乐视影业的野心是不是要和华谊并驾齐驱呢?

  张昭:这个重要吗?我不知道,我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系统的改造,我们都是一边砍柴一边磨刀,这个磨刀的事儿比砍柴重要。至于说会不会变成行业的领头羊,那它自然变成了就变成了,你今年变成了不一定你每年都是,我应该有这个把握说我们会比较长时间站在行业的前列,至于是第一还是第二,这事儿出来啥样儿是啥样儿,这可能对资本商讲故事有意义,对我没有太大意义。

  

  记者:小马奔腾的老总李明先生年初不幸逝世,可能无论是影视人或者是关心小马奔腾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您对李明先生是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呢?

  张昭:我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真的还很少(停顿片刻)……我们办公室的同事,我的一些秘书们,都听到我在办公室里边接到电话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失态,大家都觉得冲击挺大的,怎么说呢,挺沉重,挺沉重的,我觉得逝者安息,生者敬畏,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敬畏。

  记者:您当时是什么时候认识李明的,或者他第一次跟你打交道的时候,都给你留下什么样深刻的印象呢?

  张昭:他是老叫我“教授”,其实我经常叫他“大狗”,虽然我们性格差别很大,但是我觉得彼此有这种彼此的惺惺相惜、欣赏在。

  记者:他为什么会叫你“教授”呢?这样一个称呼是怎么样由来的呢?

  张昭:他就说,因为我经常讲市场模式、讲商业模式、讲一些产业理论,所以我的表达方式也相对来讲比较逻辑一些、理性一些。他是性情中人,所以就不太一样。

  记者:那未来的话,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大狗之前的心愿?

  张昭: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我们能够把吴宇森导演的《太平轮》上、下集能够和小马一起,当时小马主抓的项目,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全力帮他们把这个片子做好,也算是我对大狗的一种怀念。

  

  记者:回归到张昭本人,我们看到您的很多资料,其实最吸引我的一点,当年您从整个哲学系转到美国去学电影,面见面试官的时候,问您想拍什么样的电影,您说想拍一个全球几十年来学生运动的一部电影。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答案?

  张昭:美国电影学院是这样的,你来,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技术上的教育、指导,都没问题,可是你拍什么、你想讲什么故事是你的事儿,美国的独立电影就是要讲自己的故事。对我来讲,自然地,那是1989年底、90年初的时候,我脑子里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学生故事,留在我的脑海里的视觉,也沉淀了很多情感的温度。他也没指望你拍一个可以上商业市场的电影,关键你有没有,他们很看重你有没有积累,有没有要讲的故事。

  记者:后来说您还获得了奥斯卡学生奖的提名,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

  张昭:那个电影英文叫《World and world》,当时也没有什么好的词,因为我去的时候英文也不好,实际上我叫《木与此》,是一部实验电影,其实就是在讲一个中国女孩和美国男孩之间恋爱过程中文化的障碍,但是同时在讲一段男的木偶和女的木偶之间的一个故事,还在讲女孩小时候和一个猫之间的故事,三个故事是并行的。其实当时就是一个非常强的感受,移民到美国以后,很多中国人因为语言,语言让你的文化感,你的文化自尊就木化,就没有了,你就变得很机械地在应对美国社会。

  大家很吃惊,可能表达手段大家觉得很吃惊,也挺打动人的,当然因为我是中国人,这是一个移民电影。所以,他们当时看觉得这个不错,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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