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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张艺谋:我从未开创或者引领什么时代
2014-08-01  天影集团

 

    张艺谋创造过很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位获得三大国际电影节首奖的中国导演,也是第一位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中国导演 ,还是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一位执导奥运会开幕式的中国导演……这位串联起“中国”和“第一”的导演,也成为了凤凰娱乐“大写人物”的第一位受访嘉宾。

  过去的两年间,这位被称为“国师”的“中国第一导演”并没有新片上映,却一直处于各种新闻和传言的风暴中心,在他身上发生了几件或在电影业界或在公众领域引发震动的大事:与合作了十余年的制片搭档分道扬镳;签约一家具备互联网背景的电影公司;以及一起引发举国上下关注的“超生”事件。

  眼下,张艺谋带着由陈道明、巩俐主演的新片重回公众视野,这部电影就叫《归来》。《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与20年前的《活着》类似,是以文革为背景的作品。除了在国内公映之外,《归来》还将在戛纳电影节上进行展映,这也将是他1999年公开宣布退赛十五年后的另一种“归来”。

  在《归来》公映前夕,张艺谋在他位于北京的工作室内接受了凤凰娱乐的专访。在长达70分钟的采访中,张艺谋描绘起他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电影,跟其他大导演不同,他明确表示自己是艺术、商业“两条腿走路”的人,反复强调好故事与通俗剧的重要。面对过去三十年的电影经历,张艺谋认为自己从未开创或引领什么时代,无论是人文的“第五代”时期,还是商业的“中国式大片”时期,直到最新的《归来》,他的创作其实一直非常“随机”。

  面对未来,张艺谋认为中国电影还有十年的黄金期,对行业、对个人都非常重要。下一步,张艺谋将远赴美国,执导一部像《变形金刚》那样“超大”的好莱坞大片,他认为如果取得成功,这将为“王艺谋”“李艺谋”——那些中国年轻导演提供经验,还有更多机会。

  关于《归来》:文革题材可以反复拍下去

  记者:新片《归来》马上要上映了,这个以文革为背景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和像《巴山夜雨》《牧马人》等电影,你为什么会选择在当下拍这样一部电影?

  张艺谋:其实选择什么不是一个长线的考虑,不是一个战略安排,常常是很随机的,只是因为现在题材慌,很缺少好故事,尤其缺少让你动心的好故事。所以,通常我都不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比如说,拍《金陵十三钗》的时候看到严歌苓的这个小说(《陆犯焉识》),当时就要决定买不买。我当时想的是,也许可以从后头开始拍,从他回家开始拍起,我觉得这样子也许是一个方向,所以当时就表态买了。后来三年左右的时间,一直在打磨这个作品,等于从《金陵十三钗》后头就开始打磨这个剧本,实际上最后还是回到初点,就是说拍他回家,这是一个主体。

  其实这点就和八九十年代拍的那些过去的文革伤痕题材拉开距离了。我自己也是有意这样做的,同类题材可以反复拍下去,其实没有“题材过时”这一说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二战题材,拍了多少年了还在拍,只是说每一个拍的人或者每一个讲故事的人角度不一样。用我自己的话说,选择这样一个角度就是想拍(文革)之后的重建,拍所谓弥合、修补,和寄托一种对历史的反思,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从这个角度入手。

  记者: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拍摄《归来》更多的是出于你个人创作的诉求,大于所谓的市场需求?

  张艺谋:其实是两方都有了,肯定首先是我个人的诉求,我看上这个小说,手里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就想拍它。当然,从市场角度来说,首先投资人要认可,他要支持你拍,还不能勉强,要全身心地支持你。同时,现在在今天这个娱乐片当道的商业环境下,投资人也要想好这个题材他为什么要拍。从这个角度来说,乐视的张昭作为制片人真心喜欢这个故事,而不是说“因为你是张艺谋,因为我签了你,所以我不能得罪你,你想拍,我就哄你拍一个,下一个你给我拍个大的,你给我把钱挣回来。所以,你给我把钱挣回来,这个就让你先过个瘾,你过完瘾,然后下一个我得过瘾。”很多人是这种关系。我就觉得张昭是真心地喜欢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就在一块。

  关于文革:我那时是“自来黑” 和“天生狗崽子”

  记者:《归来》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告发了自己的父亲,但是也没有能够挽救她热爱的舞蹈事业,后来进了纺织厂去当工人。这一段是有所改编的,有没有你个人在文革当中经历的一种投射在里面?

  张艺谋:首先我们要把歌苓的小说进行缩写,他(陆焉识)原来是一大家子人,儿子、儿媳、女儿、大女儿,回来之后也比较繁杂,我们就想浓缩成一两个人。怎么设定这个女儿跳舞的这个事儿呢?歌苓是跳舞的,在成都跳了八年舞。所以我说,“那好,歌苓既然写的是她曾祖父的故事,我们索性就把这个小孩变成一个舞蹈演员,也是歌苓的一个写照吧。”那个时代跳革命样板戏的主角,一定是一个舞蹈演员最大的梦想,那个时代都是表忠心嘛,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架构。

  至于你说到“出卖”或“告发”这样的事,在那个时代特别普遍,叫“划清界限”,跟父亲一代划清界线比比皆是,这些例子随处拿来都能用,这是我们经过的那个时代。这次我跟年轻的观众对话,他们说到这个会不会太冷血?我说你这个“冷”字用错了,那是“热血”,它是什么?它是忠诚,对时代、对信仰的忠诚,他划清界限,是热血沸腾地划清界线。所以,是那个时代特殊的一个东西,今天有很多年轻观众觉得好像很特别,其实凡是过来人,都知道这种事情太多了。

  记者:你当时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出身和与父亲的关系?

  张艺谋:我倒是没有这样“划清界线”这一说,因为我们是“自来黑”了。因为父亲是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的,他的家族都是黄埔军校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定性了,我们就是“天生狗崽子”、“黑五类”。所以根本谈不上你要划清界线,你根本就是归到那儿了,所以我们叫“狗崽子”。通常划清界线都是一种突然的反差,父亲可能原来是老革命,突然成了“走资派”,这就要他表态,有很多学生到万人大会上表态,甚至还有的还打他父亲表态,那都是那样的。我们这一批人基本上谈不上“划清”,你划清划不清都归到“黑五类”了,基本上就定性了。

  关于戛纳:我猜到《归来》进不了竞赛单元

  记者:《归来》马上要到戛纳进行展映,这个距离《活着》20年,离《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年,离你雅各布主席写公开信,宣布《一个不能少》退赛也过去15年了。这次重返戛纳是不是也有“归来”的意味?

  张艺谋:那倒不是,不是刻意安排的,我也没有算过这个账。我们电影拍完,做完后期,大的电影节就剩戛纳了。差不多我是2、3月份做完全部片子的,就剩戛纳了,其实我们只是自然而然地通过戛纳去推广,因为这三大电影节是重要的推广平台,尤其像这类电影,它又是非商业类的电影,更多的是靠电影节推广,全世界卖片。倒不一定说要去得奖,只是说这种东西机会不要错过。所以,我们攒到哪个电影节是哪个电影节,如果《归来》完成在6、7月份,那一定是威尼斯;如果完成在11、12月份的,一定是柏林。这个真的不是刻意的,比如说这回戛纳我们不去,当然可以,那我们就要到9月威尼斯,因为一定要做处女放映,展映或者参赛都要做处女放映,那就意味着乐视要把这个片子扣下不能发,这个显然又不合适。所以,其实常常导演拍完电影之后,是根据这个时间来定的一些东西,倒不是专门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姿态表示回归、表示归来,不是这个。

  记者:《归来》没有进入竞赛单元,有没有感到有些遗憾?

  张艺谋:我觉得进入不了竞赛单元或者不进竞赛单元是我猜到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电影用了一种叫通俗剧的方式去拍,底下是沉重的一个历史反思和一种沉淀。我觉得这个电影能读解它全部内涵的是中国观众,老外看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多,他对我们的文化和历史渊源不太了解。所以他基本上看的是第一层面的东西,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电影节喜欢的那种“偏、冷、怪”类型。所以,我当时拍的时候就觉得用这样一种方法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他们参赛片的类型了,这个我很了解。我倒不是想着要去参赛得奖,不是的,这个电影说心里话是为中国观众拍的一部电影,已经跟我当年的感觉不同了,我也不需要再用电影节得奖来 证明自己了。但是我也很诚心地说,有时候又替演员有点遗憾,因为从演员的表演实力和表现呈现度上看,完全又具备在任何一个大电影节得奖的实力。

   关于大片时代:中国电影还有十年黄金期

  记者:在30多年的从业时间里,你经历了中国电影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如果以十年为一个代际的话,是否可以这样划分:从《红高粱》到2000年左右,“第五代”的代表作时期,从《英雄》开始到《金陵十三钗》应该算是以中国式大片为主的时代。眼下的《归来》能算是你要开启的一个新时代吗?

  张艺谋: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划分,我倒觉得大家的划分很有意思,也有一定的道理。我自个儿跟自个儿从来不划分,就是我说的,我拍很多东西都是随机的,大家有时候都不信,很惊讶,说:“你还没有一筐的东西归你找啊?你还在这儿很随机?”其实创作很随机。

  大家这么划分有道理,但是让我自己看,确实经过前面两个时期,一个是“第五代”的那种人文时期,八十年代开始都是谈人文的,谈艺术的,不怎么谈票房,基本上没有那个概念,电影作为统购统销的产品,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那时候印象很深,你的电影只要被中影公司买了,中影公司就给你70万,人家是好坏都是70万。这就是一个国家标准,所以那时候大家都不会谈票房,像当年谢晋的电影,包括《红高粱》都卖得很高,也不见得发了什么财,而且都在电影厂里,我们那时候拍《红高粱》一天的补助是一块八吧,都已经很兴奋了。

  后来就进入大片时代,实际上也不是谁创造的,我自己来看,都不要高看个人的能力,它是到了那个时期了,中国电影的市场发展到了一个蓬勃的商业时期了。直到现在,这个时期让我看,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往后还有十年的黄金期,这十年当中中国的电影市场会成为全世界第一,而且还会发生很多关键的转变,还不知道好莱坞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切这块“蛋糕”。另外,中国保护民族电影的政策,是否还要在世界的压力下进行调整?比例的调整,配额的调整,就像韩国一样,要跟世界接轨。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时代带动我们去创作,去思考,去寻找自己的定位,我们完全没有能力说“开创一个时代”,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正好我就赶上这个时期,拍了一些大片,倒不是真的想引领一个时代,我也从来没有把自己自封为“一个时代的领军”。

  还有一个,我自己也不想把自己定型,我都是喜欢“两条腿”走路。从现在开始,我说未来还有十年的黄金期,其实对我来说这十年也很重要,我还是希望“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像《归来》这种有情怀的电影,也是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如果有机会,有这样的好故事,我还是想拍这种所谓的“文艺片”。但是还有“一条腿”,就是说拍年轻人喜欢的那种所谓的“娱乐片”。在中国电影的类型上,这两类都是很重要的,不能厚此薄彼,不同的类型是不同的评价。未来十年,其实中国这两类电影都要强,才能守住这个市场不被别人把蛋糕分过去。如果我们的娱乐片没有拍好,拍得不够,那你迅速就垮了,市场被好莱坞大片全部占领之后,恐怕连艺术片也就挤压得没有了,基本上那就完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从我个人爱好、性格到大的事业上的看法,我都是希望锻炼自己的“两条腿”。

  记者:那等于你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商业片和艺术片的区分。

  张艺谋:当然。区分很简单,其实就是看,比如说我拍过的《英雄》和《归来》,那是对典型的两个区分了。

  记者:站在今天的角度,你如何评价《英雄》,以及它开启的所谓“中国式大片”模式。《英雄》上映后创造了中国票房的一个纪录,在当时你是否预见到中国电影市场之后发生的变化呢?

  张艺谋:我完全没有预见到,这是个偶然。要说预见,应该说是江志强(安乐电影公司老板、知名制片人)先预见到的。我是长期的武侠小说的发烧友,从年轻时候、文革时候就爱看,文革时候是看禁书,有套叫《鹰爪王》的小说,港台竖排版、繁体字的,那时候锻炼了我看繁体字的能力,27本,我记得印象很深,我们十几个孩子就把它拆了,拆了以后乱看的,一个多月看完了,交流看,每天偷偷摸摸地在砖头堆儿里互相传,那是禁书,大人要知道不得了,出事儿的,给家长惹事儿的。那时候开始就迷极了武侠,想当英雄。直到拍《菊豆》的时候,我住在歙县的招待所,我一边改着《菊豆》的剧本,我一边把歙县新华书店里面所有的古龙、温瑞安的武侠小说都买了,回来看,没事儿就看,当作一个消遣。实际上是“第五代”出道时候的人文环境把我这个掩盖了,我跟大家一样,好像“一切为了艺术”,大家就那么给我定位了,实际那个定位忽略我天性中的喜欢这一类东西。我本来是想拍成一个像徐浩峰这一类的小制作,表现自己对武侠的一个热爱的情怀。只是后来我找江志强,让他给我推荐武术指导。他是有嗅觉的,他刚刚发完《卧虎藏龙》,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没有概念。所以,他问我,“你要不要李连杰?”“啊?”我就觉得很惊讶,“怎么可能?”我知道很贵啊,“然后还有梁朝伟、张曼玉,你这几个人物都可以呀!”我就很惊讶,我说:“那你得花多少钱啊?”他说:“没问题呀,海外市场现在非常好,能挣回来。”你看,是他的嗅觉,然后这些大明星就集合了,甚至我们一个叫“长空”的配角,他都给我找来甄子丹,你想想,了不起的。所以,实际上就把这个电影给它拍成一个大片了,确实海外也做得非常好,是紧跟着《卧虎藏龙》之后的第二部,也是迄今为止我在海外发行最好的一部。

  甚至关于马,我说三五十匹就差不多了吧,印象很深,江志强给我打电话说:“一百匹是可以的。”我很惊讶,因为那是他投资嘛。大片,坦率地说,是无意中产生的。当年《英雄》如果不是一个古装动作类型,可能也不会做那么大投资。确实是《卧虎藏龙》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它是我们中国所谓“大片时代”的一个催化剂,从那开始我就连续拍了好几部,我看中国有很多导演也也都拍了很多这样的类型,实际上这个十年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沉浮。直到我们把这种类型给拍得老外不爱看了,就觉得看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他们突然发现也有点腻了,于是可能就结束了吧。

 

 关于年轻导演:我预感到《小时代》会被人抨击

  记者:最近几年,感觉中国电影市场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年轻一代的导演不断涌现,而且随着他们的电影刷新票房的纪录,观众的口味似乎也有所调整。作为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导演,你有没有一种危机感或者焦虑感?

  张艺谋:我倒没有,这是明摆着的事儿,永远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还有一个,我倒是觉得这几个年轻导演的作品,对这个市场的促进意义重大。比如说,徐峥的《泰囧》,我觉得这个电影卖钱是有道理的,徐峥作为年轻的导演,第一部他还是很张弛有度的,他对整个讲故事的通俗剧的这个链条上还是相对完整的,另外搞得也很有意思,那是一个票房奇迹。应该说,《泰囧》之后带动的是年轻导演的黄金期,徐峥功不可没。包括后来的几部戏都不错,包括《西雅图》、《致青春》。其实这是一种现象,我个人认为早应该到来,已经姗姗来迟了,我们的希望在年轻导演身上,你哪儿能指望几个老导演啊,那才有几个人哪?观众越来越年轻化,当然他们更贴近年轻人,所以我觉得未来一定是这样的方向,包括我现在要做的好莱坞大片,也是认为,如果我成功了,这些大公司就会去找“王艺谋”“李艺谋”,找更年轻的,这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记者:导演一直在跟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和剧作家进行合作,比如说莫言、余华、刘恒、严歌苓、邹静之等。目前有一个新现象,更年轻一代的作家开始做导演,比如郭敬明、韩寒,他们在年轻观众群体中有巨大的影响力,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张艺谋:现在这个已经打破了,不再是电影学院、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的才来做导演,现在这个科班的界限早就打破了。我觉得这个是时代的发展,这个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评论的,有人投资,你就可以做导演,这个很简单,谁都可以做导演。我倒是觉得关键是要有好作品,成功的例子要多一点儿。当隔三差五有重复《泰囧》这样神话的时候,那你放心,这个形势就更好了。就可能连一个剃头的会说“我也要做导演”,这都非常有可能,有人说:“好,我给你投,你有想法,看了你的东西,有想法,我就冒这个险!”这其实是非常好的现象,各行各业的人,大家都愿意到电影这个行业来展身手,这是很好的。有意义、没意义一定不在这个现象上,在于是不是佳作连连,这个很重要。

  记者:郭敬明的《小时代》也是乐视影业参与投资并发行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跟他进行过一些沟通?

  张艺谋:我是在乐视当时还没有公开发行的时候让我看过一个内部的放映,看完后跟郭敬明也有一个对话,当时我自己在心里边其实有一些预感,觉得这个电影的意识形态可能会拿来被人说、被人抨击。但是,因为见年轻导演,我不能说太多这样的话嘛,我更多的是从导演功课的角度跟郭敬明聊了一阵儿,当然还有陆川导演。我说你的导演功课做的还是挺好的,挺流畅的,大概就说了这样的一些东西,因为现场都有人,还有俩机器在拍,就不是一个自然的谈话方式的环境,就这样简单地说了说。

  后来《小时代》就引发了一个话题,《小时代1》《小时代2》,现在听说《小时代3》和《小时代4》马上要出来,我觉得可能是知识分子们对《小时代》的抨击,使《小时代》的粉丝们逆反,然后两边就开始打架,我倒是觉得这种也有意思,都是过去都没有看到的一种现象吧。无论怎么样,使这个市场、使这个类型能多样化,还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要再把电影完全绑死在政治上、绑死在意识形态上,我们过去吃过这个亏。我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大家宽容一点,让我们的类型多一点,好坏交给观众去评说。还有一个,我们也不要给它定性,只要不犯政治错误,鼓励各种的东西,对年轻导演、对新手,多一点鼓励,我觉得不是什么坏事。

  关于国师:叫我什么其实不是什么问题

  记者:你确实收获过无数荣誉,也在不同领域尝试进行创作,而且还执导了一次受到普遍认可的奥运会开幕式。很 多人半公开半玩笑地称您“国师”,这个称呼是否让您觉得很别扭?

  张艺谋:没那么严重,08年以后,这词儿就出来了,只要访谈的时候谈到这个话题,我都澄清,表明我的态度,我说别这么叫我,这有点害我,让我成为众矢之的。但是你看到现在都五六年了,你也拦不住,其实这个话题也不必再谈了,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心态上不这么看,我觉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电影导演,你的作品被关注,这么多年,大家都认识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形象现在变成一个“大众脸”了,坐飞机干什么一路都是网友直播,一点儿办法没有,藏也藏不住,这个也让我很苦恼,谁都认识,很苦恼,让我变得走哪儿不方便。

  但是,改不了这个事儿,叫我什么其实不是问题,你自己千万别把自己当碟菜,你千万别把自己当一个什么人物看,这个是不行的。我们这代人牢记两句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你看,在我身上很固定地有这样一种东西,再加上我的成长经历,过去的政治环境,所以我几乎没有“范进中举”过,无论是电影被人夸成什么样儿,还是被人骂成什么样儿,我自己都心里很清楚,首先它是一个艺术的正常反映;第二个,我也很清楚自己值几两重,自己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外部的,内部的,我自己都很清醒,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常常一部电影拍完还没有给大家看的时候,我对这个电影的好坏、优劣都有很苛刻的总结,对我自己,从来没有扬扬得意过。所以,我觉得到了最后常常是性格决定了很多东西,所以性格是这样子,也不是装给谁看的,自己心里很清楚。我的同代人很多都是工人,都退休了,我的两个弟弟都是工人,都退休了,我过去也是工人,我做了七年纺织工,所以给张慧雯定的是纺织厂,那个我很熟悉。实际上,因为命运的这种偶然机遇,让我从事了电影,我的职业和我的爱好高度一致,这已经是很幸福的事情了,有多少人的职业,包括你的职业,是不是彻底是你的爱好?未必,有时候你必须要养家糊口嘛。我觉得全世界职业和兴趣高度一致的已经很少了,所以我应该是幸运者,所以我自己总希望只争朝夕,不想浪费时间,总觉得自己还能多干,不想歇着,不是为什么名和利了,也不是想证明自己什么样,只是这一份爱好希望能够保持下去,希望最后对自己有一个交待,觉得这一生过得还不错,还拍了一些东西,永远是觉得期待下一部能更满意。

  记者:随着你声誉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如何看待随之而来公众对你私人生活的关注?

  张艺谋:这个我是没有办法逆转的,我其实很不喜欢,包括狗仔队不断地去拍,拍小孩上学、放学,拍家里等等,我是特别不喜欢的。其实对于小孩的成长很不好,因为都是在一个社会环境中,有老师,有同学。但是我没办法,无可奈何,这是一种负面的东西,我自己不喜欢,也没办法,我只是尽可能地保护好自己。其实我是不想让自己的私生活、自己的家庭与大众分享,我自己不太喜欢这样子。当然,是个人的一种习惯吧,总是想用作品面对大众就可以了,或者把我自己“卖出去”就可以了(笑),还是想给自己留一个港湾,留一个平静的角落吧。

  关于新片:一定是一部超大的好莱坞大片

  记者:关于你的下一部电影,之前已经公布了将与好莱坞进行合作,目前也有很多种说法,现在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呢?

  张艺谋:因为我还没有接到人家的授权可以对外面讲。只是,一定是一个大片吧,就像《变形金刚》这种,是一个超大的作品,就是我们俗话讲的“好莱坞大片”,全英文的,对我是很大的挑战。一是这种类型我没有尝试过,我很愿意去尝试;还有一个是我自己有一份责任感,这一类电影我们不要完全低估它的影响,它是面向年轻人的,面向全世界的,我觉得中国文化要借水行船,我们拍《归来》这样的电影面向世界没有问题,但是它的影响有限,尤其是在院线,对年轻外国观众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像《变形金刚》这一类的电影影响巨大,你看到这个电影拍了以后,1、2、3、4、5都出来了,差不多十年,会影响一代人,还有它的衍生产品,还有它的游戏,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就像《星球大战》一样。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在这样的电影中有中国文化的元素,通过这样的渠道传播出去,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呢?就像奥运会开幕式一样的,虽然是一个大型的户外表演,但是它其实吸收了很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在推广中国文化这一点上,其实我觉得首先是要有一个普及,要有一个认可度,这个挺重要的。

  记者:之前接触到一些国外的影迷,他们对你之前拍的像《英雄》《十面埋伏》评价很高,可能是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吸引到他们。但是你如果转换身份到好莱坞去工作的话,从创作者的角度也要面对一个市场需求的调整,了解美国文化和好莱坞文化,您是怎么考虑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

  张艺谋:首先是这个故事要有中国文化的东西,完全我不懂的,我不会去拍,它一定要有中国文化的内容。他们看中我的,可能基于《英雄》《十面埋伏》这样类型的电影,看中我的是我的视觉叙述能力,还有我的东方元素,他们看到这种独特性。他们是赌啊,“这个让你来做,看是什么样的?”他们一定是这么赌,因为中国市场嘛。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一定要有我自己能把握的东西,我不能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对我来说挑战太大了,我应该还是有自己比较能拿手的或者说能发挥的东西才行。

  记者: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好莱坞拍摄有这种有中国元素的片子,它会最后出现一个问题,有可能在北美市场接受度很高,会吸引到观众。但是反过来在中国的市场和文化情感的接受上还是有一些问题,我不知道你要是拍这样一部好莱坞大片的话,考虑更多的是北美市场还是国内观众?

  张艺谋:首先,人家的投资公司就有要求,它现在就跟我谈的是要必须面向全世界,虽然中国市场是第二大市场,但是必须要面向全世界,否则这么大的投资收不回。我自己觉得很简单,还是把第一性的故事首先要拍好,全世界你不了解那么多民族、文化的历史背景,你怎么去迎合它?很简单,普通人就是爱看的一个好的故事,这是基础,没有其他的灵丹妙药。其次就是说,最终两个市场或者三个市场,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三大市场”,第一大市场是北美市场,第二大市场是中国市场,乃至亚洲市场,我觉得第三大市场就是欧洲、澳洲、南美洲等。其实不知道你拍成什么样会所有的市场都喜欢,这是大家都希望的事情,但是你现在不能想那么多。也许你不去想太多,这个市场怎么样,那个市场怎么样,你无法做到那么全面的考量。还是一句话,跟拍《归来》一模一样,静下心来,不受任何干扰,做好你自己要做的事情,把它做到最大化,这就是现在我要想的。

  记者:《归来》在纽约进行试映,您和李安导演在纽约大学进行了一次对谈,我不知道您和李安导演有没有在私下进行交流?会不会参考他的一些拍摄经验和技巧,以便尽快地融入好莱坞工作的节奏。

  张艺谋:我们那天结束以后就完事儿了,各奔东西了,太仓促,并没有细说。我觉得李安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个人“青史留名”的,他是我目前已知的游走于东西方之间两边都高度认可的一个人,这个很难,不是说你有双语的能力就可以了。我觉得可能多少年也就出这样一个人物吧,我很敬佩他,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那天在我们的见面会上,我问了李安个问题,你是怎么考虑两边都接受这个事儿的?他讲的也还是有一定的道理,说的是在第一层面的故事性上,通俗的故事性首先要获得认可,才可以了解深入了解你背后的文化内涵。我们为什么那么爱看那么多美国电影、美剧?你对那个文化背景完全不了解,一知半解,但是它在故事性上抓住你了,所谓的悲欢离合,所谓的戏剧,所谓的悬念,所谓的这种张力,它全都抓住了你之后,你就津津乐道地议论它,你就会一直追着它看,所以你就慢慢地好像也受到了一些文化信息的影响。你看完《绝命毒师》后,你基本上就知道美国家庭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电影和电视,这一点要特别要紧,一定是通俗剧的方式进去,别故作高深。所以,不要低看通俗剧,不意味着低俗,是贴近大众的一种观赏角度。尤其是现在的电影,“冷、偏、怪”的这种类型,除了在电影节得奖之外,48小时的风光之后,最后大伙儿都不看了,就过去了。基本上还是主流的通俗剧是一个观影的习惯主流,全世界都是这样的,要看这些东西,美剧是最典型的例子。你看《绝命毒师》《纸牌屋》《24小时》《绝命主妇》等很多这样的东西,其实很难拍的。

  记者:提到观影,其实还是挺好奇的,导演你工作这么繁忙,是否还有时间来看电影或者美剧?

  张艺谋:我是一个晚睡晚起的人,不好的习惯,除了建了组拍戏这几个月我跟着摄制组的作息时间,我其余的时间都是晚睡晚起。差不多是早上四五点睡,然后第二天上午十点、十一点左右起,长期是这样的习惯。所以,基本上是从十二点、一点开始到四、五点期间,我做什么呢?我就是看东西,这种看东西就跟催眠似的,习惯了,就一直看,一直看到自己都不行了,拿一个iPad打自己好几下,眼皮很沉了才睡。所以,我每天晚上都会在网上看很多东西,包括几个小时之内,速战速决,比如说点开一个不好看,再开一个再不好看,有时候一个晚上能看七八个片子,但是抓到一个,突然觉得很好,就一直看下去,一看天亮了,经常是这样子。

  记者:新片多一些还是老片多一些?

  张艺谋:新片多,主要是新片,我看最新的,比如让我点,我就看2014年的,我都不看2013的,就这种,我喜欢追着看。

  记者:你是最早获得“三大电影节”首奖的华人导演,而且是首位获得奥斯卡奖最佳电影片提名的中国导演,目前来说,您是否还对奥斯卡有这样一种期待呢?

  张艺谋:奥斯卡有它的规律,有它的游戏规则,因为它影响巨大,这个影响巨大我认为主要指的是在中国观众中影响巨大,好像得了那个奖,这就是天大的奖,到头儿了。李安为什么在中国的认可度特别高?他得过两次奥斯卡最佳导演,这就不用说了。其实你在欧洲,你问奥斯卡得了奖是不是就是最大的奖?也未必,欧洲很多人还很排斥它呢。

  现状是这样子,其实你问中国导演,“给了你高兴吗?”他不会装清高,说“我不要,我看不上”,给了谁谁都是高兴的,但是真是那句话,它有游戏规则,也有限制,有很多东西是不可控的。我想,恐怕也没有一个导演是对准它去的,对准它什么去?你拍摄的是讲中文的电影,你只能对准那个所谓“最佳外语片”那一项去,其他你就没戏,别想,最多提名一下。你对准“最佳外语片”去,可是推荐权在电影局,你怎么能够知道你对准它去了,就能够推荐你呢?所以,你怎么可能在两年以前准备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就能够设想两年以后一定推荐你?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基本不可控的元素,我是替中国导演说,我觉得没有一位导演是一开始从剧本阶段就对准“最佳外语片”去的,不可能。导演们讲的都是真话,他是电影拍出来了,方方面面合适了,可能也水到渠成了,也获得推荐了,他可能动了心,慢慢想一想,可能接近一步算一步吧,大家谁也不想那么远,谁也不敢有那个把握。其实你要说在“三大电影节”,包括在全世界二类电影节上得奖的那个把握,远远大于奥斯卡,奥斯卡是一个要看运气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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