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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导演的奋力一搏? 张艺谋的文艺之路
2014-07-30  天影集团

  “我很好奇,因为环境变化,以及更年轻一代的出现,(张艺谋)这些属于爷级的人,在创作上还能追赶得到吗?”曾经的金马奖主席、现在的电影学者、与内地第五代导演识于微时的焦雄屏在《归来》公映之际表达出如此疑虑。

  《红高粱》让来自大陆的导演张艺谋蜚声国际,1988年来自台湾的焦雄屏分别在东京和香港的电影节上,遇到了以这个西北汉子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像绝缘体的两个“阵营”的人相遇,相见恨晚。于是在酒店的房间里,常常有二十几个年轻人就地而坐,吞云吐雾地聊着电影、人生和世界。

  时过境迁,今天的大陆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无论是井喷的票房、膨胀的市场,抑或动辄破亿的黑马,都昭告着华语电影的纯真年代似乎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观众结构和电影营销方式的改变。

  而对“没有带歪中国电影”的张艺谋们来说,实际状况却是,他们人到中年,仍然在激烈甚至势利的电影市场里探索求生本能,调整拍片思路,思索怎样跟产业挂钩。也免不了,在票房大潮中乱花迷眼。

  2013年前后,包括徐峥的《泰囧》、赵薇的《致青春》和郭敬明的《小时代》的成功,让一批崇尚类型片、思维灵活、擅于营销的新导演得以崛起;张艺谋、陈凯歌等在内的第五代导演似乎面临着“改朝换代”。

  即将于5月16日上映的《归来》,一直被宣传为张艺谋在文艺片领域的“归来”,但回看他的履历表,从《红高粱》到《活着》,张艺谋其实一直在拍中小制作的文艺电影(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迥异于《英雄》、《十面埋伏》这种大投资、大明星加盟的电影,称之为张艺谋的文艺电影);即使和喜欢在商业推广上大刀阔斧的张伟平合作之后,《一个都不能少》、《千里走单骑》、《山楂树之恋》等片也和商业大片有着较远的距离。

  从《红高粱》一直到《归来》,张艺谋的创作轨迹不仅反映了他在创作兴趣的变迁,也是他摸索和适应产业变化的过程。1987年第一部导演处女作开始,张艺谋27年的创作之路伴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甚至社会大环境的巨变。我们邀请焦雄屏一起回顾张艺谋的文艺电影之路,这既是梳理个人的创作史,也是在剖析第五代等一批成熟导演所面临的产业、时代巨变。

  焦雄屏:2014年是第五代导演最后一搏?

  《归来》到底会怎样?我也非常好奇。我的感觉是,如果选择对的题材,张艺谋的技法常常是有发挥的,他的长处跟局限,这么多年来大家也看得比较明白了。张艺谋擅长拍摄一些比较熟悉的东西,就是在他的成长跟人生观确立的年代里,有关政治对一个人的伤害;还有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在性的欲望上,被外在环境强力的压抑;这两点在他创作上非常重要,也是影响他人生观的关键点。

  以前我们没太看得出来那种压抑,比较明显的是政治伤害。这几年就比较清楚,个人欲望在一种环境当中受到的压抑,对张艺谋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如果碰到这几种题材,他的发挥就比较淋漓尽致一点。但对于不熟悉的题材,他就依样画符,感觉徒有形式,诸如《英雄》、《十面埋伏》、《三枪》,都属于比较没有抓到精神内涵。

  很多人都在说张艺谋在摸索、适应产业的变化,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代人的问题。第五代导演在当时物质条件跟政治资源特别少的年代,能用学院派的一些技巧,冲撞出一些新的美学,还是能跟那个时期大的主流划出一些界限的。但这些人没想到马上碰到的就是中国电影产业井喷的年代,他们必须不断面对各种新的观念、产业、文化、观众年龄等因素,他们一直在摸索,在变动的环境中思考应该做怎样的创作、扮演什么角色。

  一部电影从有概念、筹备,到拍摄、完成、上映起码三年以上,但外面世界变化那么大,他们那些人就是疲于奔命地在适应新的环境,虽然获利很大,但整个状态是在追赶着时代走。反而你看第六代的感觉是,他们就那个德行,也不改,他们不想适应这个环境,有一些不识时务,也有一些坚持跟自以为是。

  张艺谋如何追赶电影时代变革?

  连我都很好奇,因为环境变化,以及更年轻一代的出现,这些属于爷爷辈的人,在创作上还能追赶得到吗?今年对第五代来讲是蛮重要的一年,无论是张艺谋的《归来》,还是陈凯歌的《道士下山》,还是田壮壮参与的《杨贵妃》,都是一个见证,他们本身在电影界的位置会比较清楚地显现出来。在当下这种非常激烈也非常势利的产业竞争中,你有没有求生的能力?能不能跟时代挂钩?都是考验。

  看那些曾经是新浪潮的导演,现在也一样,像侯孝贤也有新片《聂隐娘》要拿出来,对他们来讲,世界已经一变再变,你的言说方式,你关心的题目,能不能得到更年轻观众的共鸣,很严峻。

  《归来》这次跟IMAX公司合作,还用到了4K摄影机拍摄。他好像看起来都比较在乎技术,像IMAX这些都是讲技术性的,但其实不是技术到位观众就会来看你的电影,而是电影本身的气质、观念、兴趣点,在不在观众关怀的部分里,这更重要。

  焦雄屏:张艺谋电影的状态是导演和监制的失衡

  (编者按:进而谈到《金陵十三钗》监制张伟平和导演张艺谋的问题。焦雄屏说道,中国一直混淆制片人跟监制,其实在西方和港台地区,从投资到选题材,到找适当的导演跟其他的工作人员,到最后对电影的推动、宣发跟贩卖,全都是监制在领导。)

  我们今天在谈产业时,好莱坞就是一个最具有产业价值的案例,就是监制系统。所以当中国电影转弯时,监制的位置应该慢慢凸显,不要变成导演的跟班,或是在旁边伺候他做事的,监制很大的任务是跟导演切磋,是凌驾于导演跟执行制片之上的总领导。

  但现在很可悲的是因为很多导演名气太大,他们的光芒压制了监制。到现在为止,有能力的监制很少,因为需要具备的条件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监制,通常是监制领导下的一个制度,它应该是个整体,是一群人可以做到的事。所谓的片场风格,大家分担。华谊在这方面比较明确,其他民营公司还没有看到类似雏形。

  张艺谋去年签约了乐视影业,作为导演签约老板很重要,就像以前香港电影是签给邵氏还是电懋,当年在美国是签给华纳还是米高梅,它在整个产业的环境里,就像我上面讲的监制系统,它用制作本身的优越性帮一个导演去负担。导演只是生产线上的一环,不代表筹资、不代表宣发、更不代表全部。

  但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脱掉导演制的外衣,所以就变成一个导演必须要找到非常适合的合作伴侣。这个伴侣可以帮他处理所有除创作以外、本来在生产分配线上的片场去负担的功能,于是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因为长期合作有一些互利性,一个导演常会寻找同一个人合作很久。

 

  焦雄屏:中国电影行业会慢慢过渡成制片人制度

  中国电影将来一定会慢慢过渡成为一个监制系统的制片人制度。像今天王中军、王中磊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是很特别的,他们可能在创意上未必独到,但很愿意让导演去发挥才能。

  过去其他一些电影公司,可能会抓到一个导演,拼命让那个导演跟他合作。除了那个导演之外,公司没有制片能力,或者说以他们主导的电影制片路线都失败。他可能靠一两个导演赚了大钱,而发展的其他电影都乏善可陈,或者是苍白。所以作为一个从业者,你必须知道做电影需要多方能力,不是只投钱就可以。

  第五代势必在商业浪潮里摸爬滚打。张艺谋跟张伟平怎么合作的,这几年我不太熟,我只是后来看到他们两个人对骂了,感觉怪怪的。倒是姜文跟马珂我是亲眼见到的,觉得他们是挺和谐的一个合作关系,从姜文最辛苦的年代起步,两人一起患过难,一路走来。我觉得姜文很聪明,想跟他合作,必须要在智慧上有所发挥才能走下去。

  也有人问大导演是不是在一部电影中事无巨细什么都管?这是更具体的问题。像李安以前就抱怨来台湾拍电影特别累,大事小事都得管,就是因为各个环节的专业不到位。我以前去探胡金铨的班,就看他在那儿发脾气,一边自己糊纸一边跟我说,你看古代宰相这帽子,两根长翅应该很挺,他们做得像个软面条。像导演自己要兼职道具,每一个镜头都去看光,每一个演员表演的细节都要指导,每一个号令都要自己发挥,是因为产业制度不够完善,专业技术人才位置不够。

  “现在的电影节,大部分都不可信任。”

  (编者按:《归来》入选戛纳电影节展映单元,没有成为竞赛片。焦雄屏表示,自己不会用国外的电影节来评价一部电影的好坏。)

  电影节选片的人很多我都非常熟,知道他们的品位,他们心中也常常存有文化的某种观点,或是一些特殊的政治含义,他们会认定中国电影应该是哪个样貌的才叫好电影。但那是适合他生活中间跟他的观众希望对中国的期待,中国人自己未必认同。

  所以欧洲三大电影节去久了,对我的功能就是看一些平常没有机会看到的外国片,我不觉得它代表如何重要的评价,因为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确有一批非常注重电影文化的人,努力从电影节中声张某些对电影的信仰跟价值,但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

  现在的电影节,大部分都不可信任。很多都是为了包装,和其他非电影因素,包括观光、希望在那边做企业,它本身是一个大的business。

  张艺谋导演的27年文艺电影之路

  张艺谋导演携《归来》重回公众视野,回到了张艺谋擅长并带给他极大荣耀的文艺电影之路。

  走完自己的十多年的国产大片之路,张艺谋选择签约新东家,邀请到老搭档巩俐以及陈道明的加盟新片……64岁的张艺谋奋力一搏,重新出发。

  回顾张艺谋的创作之路,入行27年,一部《红高粱》打响头炮。自此张艺谋的影片便与文化反思、人性批判等文艺关键词有了难以割裂的关系,尽管不断的转型、拓展创作类型,但影迷们对于张艺谋的迷思,除了以《英雄》等为代表的张氏商业大片之外,便是其文艺代表作了。

  第一阶段(1987~1994):文艺电影时代的颠覆

  1988年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将金熊奖授予《红高粱》,这是张艺谋的第一部执导作品。人们在谈论这部影片时内心复杂,一方面国产电影获得三大国际电影节之一的柏林电影节肯定,镜头、画面上的大胆,突破了过往电影美学的束缚。

  但影片中对民族文化的愚昧、人性丑陋的展现,遭到了猛烈攻击,“卖国家伤痛,博西方美誉”的罪责被媒体和大众评论置于张艺谋身上。当时,张艺谋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影片,似乎都能够被放置在后殖民语境中,借用西方之眼审视东方之憾。

  这一时期的张艺谋电影,颇有文化反思的意涵。这一时期张艺谋的作品多改编于小说,原作雄厚的内容和思想提供给张艺谋颇多的书写角度,而张艺谋个人化的选择则彰显了他此阶段对于创作的理解和关怀。

  1994年,电影《活着》在戛纳电影节擒获评审团大奖,这部被誉为张艺谋最好作品的电影,象征了一个以创伤揭示、文化反思、理性批判的张艺谋时代的结束。

  第二阶段(1995~2000):努力捕捉现实社会的变化

  90年代中后期,人本主义逐渐成为主流,这一时期的张艺谋电影,主要以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当下状态,更偏重于情感书写。创作策略的变化,当他的镜头从古老中国的深层景观转向现实社会的芸芸众生时,影片也呈现出了与前期迥异的质感。

  《有话好好说》用手提摄影,《一个都不能少》用类似纪录片的创作手法,《我的父亲母亲》单纯、诗意,多样化的创作实践也显露出张艺谋试图转型的试探。

  显然此时的张艺谋电影,从都市喜剧、情感大作到农村现实题材一应俱全,尽管并不是每部作品都称得上经典,但张艺谋的转向却是鲜明而又掷地有声的,他的每一部前行或者说探索,都是电影风格上的寻觅,他在不断寻觅与时代最佳的切合点。此时的张艺谋,抛弃了过去冷静的叙事风格,反而在情感的投入上更加浓烈和直接,使得这些影片可看度更高,同时感染力也得到极大提升。

  如果说早期的张艺谋窥探过去,这时的张艺谋则是在敏锐的捕捉当下社会的细微变化,并呈现在荧幕之上。也许是受够了卖国人伤痛的批评,乡村、传统文化在此时的张艺谋笔下,变得淳朴、珍贵起来。

  第三阶段(2000~2014):商业拓展中的文艺片调剂

  进入新世纪,商业大潮席卷而来,张艺谋度过漫长的转型期,以一部《幸福时光》出战贺岁档。影片风格延续了人文关怀、情感关切,尽管影片感人、有温情,但小成本制作显然无法获得票房上的高收入。于是接下来,《英雄》、《十面埋伏》就以大制作身份出现打开了中国市场商业片的大门,从此,国产电影无论是制作成本、还是票房收入都水涨船高,进入了狂奔的年代。

  但狂奔过后,张艺谋选择了《千里走单骑》回归到情感的沉淀之上,或许他深知走的太快需要歇息的道理,《千里走单骑》再度彰显其文艺气质的人文关怀。而在经历了《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尴尬后,张艺谋又用了《山楂树之恋》的文艺清新笔调描绘了清新的爱情,影片评价不高。

  整体而言,张艺谋此阶段的创作特点总是显示出用文艺片弥补商业片“差评”的趋势。往往是一两部商业大片,顺带一部中小成本文艺作品。显然,这些作品往往缺少精雕细琢的态度和品质,对于商业价值的关注,也一定程度阻碍了这些文艺影片的最终呈现。

  如今,张艺谋在沉默三年之后,再度回到自己擅长的创作领域,《归来》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影片关注的是时代之下的人,他们的痛苦和焦虑。有评论称,这是张艺谋克制了情感宣泄,但淡然中却蕴含了洪流的作品。

  张艺谋文艺电影海内外评论一览

  张艺谋凭借《我的父亲母亲》获得第50届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红高粱》 (1987)

  《红高粱》是公认的华语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这部片子以对性、对死、对酒的神力的崇拜,表现了对人的本性中最基质的精神源泉——原始的生命欲望、意志即生命本质力量的崇拜,这是当今中国影片的一次破天荒的尝试与探索。“

  ——影评人范达明

  简单的故事里蕴含着强大的力量,神话般的叙事和突如其来的暴力带来的震撼,好莱坞影片已经丧失了这种繁复老练。

  ——《芝加哥太阳报》影评人

  《菊豆》 (1990)

  即使在今天看来,《菊豆》依然是大陆最震撼人心的电影之一。这不仅是因为题材本身,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张艺谋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艺术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       ——国内网友评论

  电影在两个方面充满吸引力:一是其大胆、传奇的故事,白天里无尽的阴谋和夜晚的激情与暴力,二是影片的视觉之美。

  ——《芝加哥太阳报》影评人

  《大红灯笼高高挂》 (1991)

  《大红灯笼高高挂》把对人性的变异与失落刻画到了让人觉得残忍的地步。可返观历史,它却真实地展现了旧时代妇女命运的原生态。难怪影评者孙立君这样说“旧中国妇女的种种命运,都在这个陈家大院里被浓缩了”。

  ——国内网友

  仅从美学角度而言,《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一部“令人激动得喘不过气”的电影,但认为其并没有脱离张艺谋描述“女人”的套路。

  ——《华盛顿邮报》记者

  《秋菊打官司》 (1992)

  这是张艺谋拍给外国人看的片子,里面花了很多功夫表现中国传统社会的风貌。由于他对风俗的重视,他对中国社会的描述倒是很真实。这部电影给了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秋菊的不断上诉。此间表现出的我国的地方治理状态令人深思。

  ——国内网友

  一个中国女人追求正义的迷人影片。

  ——Spirituality and Practice:

  《活着》 (1994)

  对生命的认识,也许只有在失去后才能体会。不管怎样,生活总要继续。坚韧的活下去。导演思路很清晰,遗憾的是片子显得过于理智客观了,以至于控制不住自己眼泪的老祝显得那么脆弱,而让我们忽略了他的坚强。

  ——国内网友评论

  电影如“救火员冲向火场”一样直面历史。

  ——Ozus' World Movie Reviews

  《一个都不能少》(1999)

  纪录片式的风格统御了整部影片的美学,非职业演员、纪实性的拍摄手法、贫困的山村小学,这里面追求一种真实感。不管这种真实感有没有做到,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感染了很多人。

  ——国内网友评论

  评价其具有“普遍的主题,惊人的中国山区风景,和动人的表演”。

  ——《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

  《我的父亲母亲》(1999)

  章子怡最深入人心的银幕形象,还是那站在门口羞涩的笑容。电影原声也超级棒,拍摄风景如诗如画的电影。

  ——网友评论

  张艺谋的视觉风格和章子怡的银幕首秀收到了最多的赞誉。

  ——烂番茄网站打分89%

  《千里走单骑》 (2005)

  总的来说,《千里走单骑》是一部好片子,遗憾的是它对中国电影缺乏推动的作用——它好的地方很难复制,而不好的地方恰恰是复制了太多老套的东西。

  ——《新京报》

  《千里走单骑》呈现了一个民风淳朴的世界,没有苦,没有恨,没有愤怒,没有无奈,只有纯洁的感动。人应该揭开面具真正的互相面对。这句大概是电影的题眼所在吧。可是我想要揭开面具的时候,看到的是又一张面具。

  ——日本影评人Artisan

  《山楂树之恋》 (2010)

  张艺谋用《山楂树之恋》告诉我们:小清新可以有,而且,这绝非文艺青年的专利,文艺中年甚至文艺大爷们都可以玩得风生水起,清新无比。而导演陆川称:这样的作品可以把人们心灵深处那份雪藏的纯真之心,再次唤醒。

  ——影评人图宾根木匠

  张艺谋用难以置信的细腻观察、柔软的近乎女性的视角阐释了自己眼中的纯洁,并重申了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所拥有的青春活力。

  ——釜山国际电影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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