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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初电影中读懂中国:抗战片已麻木
2013-11-19  天影集团

 

世纪之交,三大国际电影节似乎为中国电影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用各类非金奖类的各种编剧奖、评审团奖,肯定了中国电影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进步。但这似乎也在告诉中国电影人,过去的那套叙事,请到此为止。而中国电影人的这一转身,花去了不少时间,却收效甚微。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间,国产电影在三大国际电影节上的表现便呈现出少入围、少得奖、多凑热闹的景象。

21世纪,伴随着中国文化的逐渐复兴,更加外放的文化交流,以及西方影人关注视点的转移,传统的以揭露传统中国文化创伤为主的华语片,注定将无法在国际电影节舞台上所向披靡了。

>>>战争题材:战争的苦痛,该抛下了

鬼子来了

《鬼子来了》是21世纪之后唯一获得大奖肯定的抗战题材电影,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痛苦也开始麻木了

2000年,不仅仅是三大国际电影节对中国旧式电影的告别,现在回头展望也像极了对中国近代影片的挥手再见。当年的戛纳,将评委会大奖送给了姜文的《鬼子来了》,这部至今在国内饱受争议的影片,却也是进入21世纪之后,唯一一部三大电影节上获得肯定的描述近代抗战的国产影片。这种情形,与上世纪是截然不同的。

《鬼子来了》当年得以获奖,其影像中突出的风格和对于战争与人性的深刻解读起到重要作用,姜文用黑白和彩色的色调分别寓意了电影中主角活的糊涂和明白的两个阶段,然而活明白却也是悲剧的开始,当人性在战争中充分展露了恶的一面,农夫救蛇的故事再度上演时,《鬼子来了》就不仅仅是部有关日本侵略中国的故事,更是关乎了战争中个体对于人性、善恶认知颠覆的可怕。姜文不断的扯开中国人身上的各种遮羞布,残酷却也真实。那么,面对在文化反思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很远的中国电影(以张艺谋等为代表),为何姜文会旧事重提?电影中马大三面对日本敌人,在杀和不杀中抉择很久。影片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处理这一不和平的议题,本身就充满了矛盾,而接下来全村人的选择和马大三的死亡结局,其实更能彰显国人劣根性背后所注定的悲剧命运。于是,姜文借助描绘战争年代人和社会关系的讽刺,完成了对中国人从古至今、直到世纪之交仍然存在的私欲主义、盲流主义等文化现象。而影片故事以普通人为讲述主体这一跨越本土的内含表达,就成功吸引了西方电影节的注意力。

进入21世纪后,近代以及更早期题材电影在各大国际电影节的黯淡情形,无不在悲怆的诉说着一个事实:过去的中国已经不再新鲜,旧有的叙事手法也亟需革新,时代的进步再次倒逼中国电影创新。于是,21世纪的第五代影人纷纷改弦更张,抛弃了过去的自我,占据了市场的话语权,而第六代和更加新潮的影人,在谋求话语权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与第五代影人并不相同的路子。

影展成绩单

2000年《鬼子来了》导演姜文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2007年《色,戒》导演李安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2000年《花样年华》导演王家卫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梁朝伟)、特别技术大奖(杜可风、李屏宾)

>>>年代题材:红棉袄神话终结,中国姑娘多鲜活

我的父亲母亲孔雀

张艺谋在《我的父亲母亲》中亲自去除红棉袄的符号包袱,到了《孔雀》中国女孩开始有更多色彩

文革之后的70、80年代一直是国产电影表现和获誉的重点。经历90年代的高潮之后,以及五代导演们的商业化转向,新世纪以80、90年代题材影片获奖的国产电影数量不算太多,但整体质量颇高。与之前的作品折射社会残酷不同,新世纪的现代题材影片更加关注个体和国人情感空间的展现,社会作为一个背景便退隐成了故事的呈现环境,提供给观众那个时代的历史感,而不再是被控诉、指责、同情的对象。

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便是典型,影片里没有对时代创痛的仇恨和悲情,反倒将情感回归到中国传统的家庭之上,就此完成了他过去反思式影片的告别,去除了红棉袄的符号包袱。女主角招娣是个貌美灵秀的姑娘,为了寻找爱人,可以在昏死之后重新上路。这种对爱情超出常人的执着,在导演张艺谋来说,是在道德逐渐变得混乱的时代呼唤人们对爱情的坚定,但在西方人看来,更是让他们看到了中国女孩生动可爱的一面。

顾长卫《孔雀》对焦了城市转型时期三个青年在青春期所遭遇的苦痛,借助与当下环境格格不入的三个年轻人,将时代对人的复杂影响投射在三种不同的人生际遇。三弟因为一张裸体画改变了生活的轨迹,大哥在女厕门口被认为是流氓,道德给予影片中人们的训诫如此严厉,以至于每个人都想逃脱又难以逃脱。当影片中他们逃脱了当年的成长环境,进入到社会、开始不同的生活之后,还是汇聚在一起到动物园去看孔雀。孔雀的开屏与否,似乎就与生活的真谛挂钩了。和《我的父亲母亲》类似,片中的姐姐年轻时也被塑造成一个拥有梦想的鲜活的女孩,骑着沉重的28横杠自行车,拉着破洞的降落伞用力向前飞奔,如此诗意的画面,简直要让那些快要得忧郁症的评委们谢天谢地了。

包括王小帅的《青红》,这些作品都将视角置放在时代洪流下的年轻人身上,用他们试图逃脱生活、社会、道德规范的尝试与角力之间,透彻的审视了社会环境、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而或成功或失败的努力,则恰切的将年轻人与生活拼搏的结果显现了出来,有些人成为了自我的掌控者,而有些人则与社会妥协、合谋。这批影片的价值在于他们并不去评价何为好何为坏,只是客观的将生活的状态展现出来,半观察式的生活故事,就很让西方电影人为之心动。

很显然,新世纪的中国,无论是政策还是人们的生活都有了极大程度的进步,而人本理念的普及,也反应在了电影创作之上,那就是越来越关注人内心的纠结和碰撞。伴随着80、90年代复杂的社会转型痛苦,这些影片都值得在世界影史占据一个位置。

影展成绩单

2000年《我的父亲母亲》导演张艺谋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2005年《孔雀》导演顾长卫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2005年《青红》导演王小帅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

当代题材:越是中国人的,越是国际范的

三峡好人

西方人最爱看中国人正在经历他们曾经的创痛和忧伤,《三峡好人》描述的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太熟悉了

实际上,21世纪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影片,绝大多数都将视点放在了当代中国。显然,当下中国无论对于西方影人或电影学人了解中国,或者是国人更加了解中国,都具有明显的意义。因此,西方学界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中国当代现实题材电影,而三大电影节也不断肯定中国电影在表现当下中所取得的成绩。

《三峡好人》关于三峡大坝拆迁时底层人民的故事,便同时在电影节上获得了掌声,以及美国电影市场的良好响应。日趋良性的运作致使越来越多的城市电影节都与中国当代题材影片发生关系,也吸引包括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电影学系的电影研究学者的加入。对于西方人来说,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就注定了他们最爱看中国正在经历他们曾经的创痛和忧伤。在经济和社会急剧变革的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不正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所承受的。尽管这种关系似乎有看好戏的嫌疑,但从正面来说,这种多向互动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加深中国当代城市和城市人与国际的互往交流。

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尽管国家电影政策、环境都在逐渐开放、明朗化,但描写当代题材的影片由于常常需要碰触到城市、社会当下的阴影而显得举步维艰,这在一定程度严重影响了电影人创作想法的实现。然而,戴着镣铐跳舞,却并完全意味着跳不好这个舞步。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取之不尽的故事资源中,第六代电影人独辟蹊径,借助对城市、乡村、普通人等多元文化的关注,取得了相当的注意力和影响力。讲述带着前夫嫁人的乡村女人的《图雅的婚事》,讲述因为借种受孕走入伦理困境的普通夫妇的《左右》,以及讲述为了帮工友报仇千里寻仇的质朴矿工的《人山人海》等片皆是如此。

不久前结束的戛纳电影节,贾樟柯凭借《天注定》一片获得最佳剧本奖。影片用四个故事关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草根们所面临的激烈的社会变革,取材于真实事件的几个故事看上去行走在尺度的边缘,四个故事分别取材于胡文海、周克华、邓玉娇三起轰动全国的刑事案件,以及富士康跳楼事件。但正如贾樟柯在戛纳获奖时所说,中国的变化很快,作为电影人的他创作也越来越自由。这或许是一个可以期待的信号,以《天注定》为开始,会有越来越多的电影创作者将视角转向当下的中国社会与普通人。

影展成绩单

2001年《十七岁的单车》导演王小帅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2006年《三峡好人》导演贾樟柯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2006年《马背上的法庭》导演刘杰威尼斯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奖

2007年《图雅的婚事》导演王全安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2007年《无用》导演贾樟柯威尼斯地平线单元最佳纪录片奖

2009年《春风沉醉的夜晚》导演娄烨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总结

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都在改革,电影市场竞争力提升、电影人自我意识提高的大背景之下,国产电影越来越有独立的本体态度,关注国人、城市等当下生存状态日渐,这种回归的态度道明一个事实,多数电影并不再以刻意迎合西方口味而拍摄,而是试图走出一条文化回归之路,写中国人,绘中国城,说中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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