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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台湾电影“取经”:他们不止有小清新
2013-05-27  天影集团

 

      如果说内地电影与戛纳的合作关系还停留在参赛片和评委席阶段的话,那台湾电影已经领先它好几条街了——今年的戛纳对于台湾电影来说意义非凡,一部叫《台北工厂》的合拍电影,是华语电影圈内首次与戛纳官方“导演双周”单元合作的结晶,由台北电影委员会牵头,找来曾监制过《艋舺》、《翻滚吧!阿信》的“教母”李烈,以及监制过《人间四月天》、《赤壁》、《女朋友男朋友》的台湾金牌监制叶如芬共同保驾护航,给了四位台湾新人导演和四位国外新导演一个共同合作的机会,制作规模是台湾电影最擅长的中小成本:拍中小成本电影对于台湾来说,就像楼房不建高一样,是一个因地制宜的保险模式。
 
  当然,这次合作的意义不止一部电影这么简单。它的背后,是一条从找资金到推广导演都面面俱到的完美计划。
 
  反观大陆,因《泰囧》、《西雅图》而兴起的观影热已经开始逐渐让人们意识到中小成本电影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今年,借着《台北工厂》的势头,搜狐娱乐邀请李烈与叶如芬进行对话,向台湾中小成本电影的制作模式取经。
 
  PART1:政府机构都干什么?
 
  去影展:推广导演,寻找资金
 
        台湾电影市场不如大陆,没有满地都是的热钱滚滚,在岛内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借他山之石:去电影节找国际投资。台湾导演张作骥的《黑暗之光》就曾去过釜山电影节找过投资。台湾金牌监制叶如芬说,釜山、鹿特丹、上海电影节都有这样的创投市场,她都曾带台湾导演去那里找过资金。“能来戛纳就是最好的,因为这里是最大的市场,你案子投过来会有更多的机会。”但弊端也非常明显:“最大的市场代表着更多的电影项目,那么多项目都出现在这里,一是有比较,二是项目太多太庞杂,好的项目很容易被淹没。”无论是老牌导演张作骥,还是因《囧男孩》、《女朋友男朋友》走红的导演杨雅喆,也都曾遭遇过在国际影展上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
 
  如何才能受到关注?答案很简单:官方入围,今年的《台北工厂》就是这样的一个项目。它由官方组织台北电影委员会牵头,它与官方竞赛单元合作,且作为“导演双周”开幕片,其足够的关注度能吸引尽可能多的投资方的眼球,“如果他们恰好喜欢这些导演的作品,那导演的下一部新片计划,他们的兴趣程度就会更高”,叶如芬说。杨雅喆在《囧男孩》亮相釜山电影节受到广泛好评后,《女朋友男朋友》在釜山找创投和买家,都比之前顺利很多。
 
  对此,叶如芬说:“其实中国大陆也可以借鉴这种模式,但前提是要有政府、公共部门的支持,民间合作团体是很难做成这件事情的。因为民间团体主要还是以商业目的作为出发点的,他们的目的是赚钱。”
 
  拍台湾:推广台湾文化吸引国际影人
 
        《台北工厂》的四个短篇故事都以台北作为素材进行创作,这与金马影展发起的《十加十》一样,都能算是“台湾风土人情介绍片”。叶如芬说,这与《巴黎我爱你》、《纽约我爱你》一样,人们可以通过一部电影感受一座城市。《台北工厂》不仅输出导演,也借此宣传台湾文化,为城市做营销。无论是戛纳、威尼斯、柏林还是釜山,在各大电影节上,只要有电影市场就能看到台北展台,且台北展台上的宣传资料永远都是最精致和最丰富的:比如他们出过一本设计精美的书,用牛皮纸装帧,里面有大大小小两百多处台北最有特色的景点,包括街道、餐厅、公园,甚至还有图书馆、体育馆等公共设施,并提供地址、电话、详细介绍,哪部电影曾在这里选景也有交代,其目的就是吸引国际团队来台湾拍片。
 
  做基金:仅高雄就能能申请600万
 
       “以《女朋友男朋友》为例,这部电影假设预算3500万新台币,这其中国片辅导金500万,高雄市给出的基金600万,台湾中影给了1000万,剩下的投资,就来自于原子映像、华谊兄弟台湾分公司以及我自己。”叶如芬以此举例,来说明一部台湾电影在拍摄时投资构成比例。
 
  除开国片辅导金,以及各个城市设立的用于电影和形象推广的基金之外,台湾还拥有优良电影剧本奖,用20万新台币奖励好剧本将其印刷成书。在这点上,高雄市做得确实不错:除开基金外,他们还有票价补贴政策,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辅助,对在高雄市内电影院购票观赏台湾本土电影的观众实施半价补助。不仅补助观众票价,高雄市也不会亏待本土影片票房:1997年,高雄市就已经通过《高雄市政府新闻处辅助国产以及本国影片作业要点》,其中指出,影片拍摄中有在高雄市取景,或者剧情内容与高雄市有关联者,可以向市政府新闻处申请票房半价补助。
 
  PART2:导演都在想什么?
 
  想如何拍得不一样:台湾不是只有小清新
 
        “因为审查制度的关系,像《艋舺》这样的台湾片子都进不去大陆啊。这就让很多人觉得台湾电影只有小清新,其实因为只有小清新才能通过电影审查。”李烈解释。对于没有审查制度,只有分级制度的台湾,创作环境是相对宽松与自由的。在这样自由的创作环境下,导演们的发挥空间也就更大,《猎艳》是悬疑情欲片,《杀手欧阳盆栽》是部黑色幽默的喜剧,《阵头》讲的是台湾特有的乡土祭祀文化,贺岁档冠军《大尾鲈鳗》是一部充满闽南语脏话的重口味喜剧……
 
  此外,叶如芬介绍,台湾电影工作者“都很忌讳与其他人一样。”比如《那些年》之后,很多导演都会对同类型题材比较避讳,从未再台湾电影市场上看到一堆《那些年》;又比如现在两岸合拍片的热潮下,也有很多台湾导演不愿意迈出这一步。“有时候不能说他们对,但他们也没有说错什么,他们就是希望能跟别人不一样啊。”
 
  即便是遇到题材撞车,每一位导演也都拍出了不同的“花样”:《九降风》与《那些年》都是在说高中生,但前者残酷,后者温暖,前者说的是棒球情怀,后者纯粹说爱情。
 
  想如何保持独立性:自己投资,自己写剧本
 
         自由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让导演发散性地展开想象,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投资方的投资忧虑。叶如芬说,“《女朋友男朋友》就在找投资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一方面因为它有同志元素,另一方面它暗含了政治背景,找钱很辛苦,曾经一度停止下来,后来杨雅喆找了原子映像,导演和我也投了一些资金。”同样情况也在魏德圣导演身上发生过,拍《海角七号》时,因为筹不到钱,魏德圣四处借钱,而李烈也将自己的房子抵押换得贷款。而后来,魏德圣在拍《赛德克巴莱》的时候,同样也是自筹资金拍摄。
 
  除开投资之外,很多时候,台湾导演也都包办了编剧这一职责。李烈监制过的几部电影,除开《艋舺》是由导演钮承泽和一位与他工作多年的编剧一同完成的之外,像《囧男孩》、《翻滚吧!阿信》等都是导演自编自导的作品。
 
  PART3:监制把控什么?
 
  选剧本:我们是最不容易讨好的观众
 
         无论是李烈还是叶如芬,都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如何选择合适的剧本?对此,两人都表示,选择剧本的经验完全没有办法用市场规律来判断,更多的判断是经验、直觉以及剧本本身的打动性。叶如芬回忆起那些年她错过的好片如是说:“《海角七号》当时找过我说要五千万新台币,我觉得完全不可能,结果最后人家成功了。还有《那些年》,当初我也拒绝了,没想到最后票房过亿。”而李烈则觉得,市场需要的,就是观众想看,看了会感动的,“那什么是观众会感动,好看的呢?首先能不能先感动我?因为我们首先就是最不容易被讨好的观众,如果讨好到了我们,也就能讨好其他观众。”
 
  谈商务:我们广告植入不拍LOGO
 
        这几年,伴随着台湾电影市场的回暖,植入广告也开始出现在了电影里,但对于观众来说,台湾电影的植入广告并没有像大陆电影里一样直白与显眼,甚至都感受不到。对此,叶如芬解释说,导演还是比较有自主精神,如果太刻意他们就会说,“就算300万我都不要,大不了投资不够我自己出。有一次我对一位导演说,现在有个航空公司找过来想要植入可不可以,导演说,是不是要拍他们LOGO?我说是啊,他就立马回绝说不要。”叶如芬表示,台湾导演的独立意识强,一般情况下,她都会选择尊重导演。而更多时候,投资人的立场也并不是强势的,“其实投资人也好,赞助商也好,也会跟我们商量,他们从来不会强迫你。”
 
  “这个XXX真好!那就买这个牌子吧……这对我来说真的挺恶心的。”李烈用夸张的语气念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植入广告台词。她说在植入的控制上,台湾和大陆很不一样。“我自己的片子也会放植入,我们的植入很技巧,我不会去在电影里做推销或者介绍,这个一开始会跟客户沟通好:我会讲,如果你刻意做,观众会看出来,那只会招致观众反感。对我来说,如果这样的商业行为会伤害电影的话,我就不要做。”
 
  PART4:内地市场,他们担心什么?
 
  跟风,跟风,还是跟风“台湾的电影就是市场小,风险大,可产量小,去年一共就拍了40部。但大陆每年要拍电影都是一个创意,你哪来那么多创意?如果没有那么多创意的话,就会出现为了要拍电影而挤出来的想法,这个想法很有可能是跟风,如果小清新流行,那一堆人就去拍小清新。”继《泰囧》、《西雅图》火了之后,李烈很担心内地电影市场的跟风倾向。
 
  她补充,台湾电影在二十几年前,一年里有几十部文艺爱情片在影院里放个没完,而且演员都是同样一批阵容,在不同的外壳下串来串去。同一时间内,几十部武侠动作片都在拍摄,男女主角也基本都是一拨人。“你真的看了会吐。”在此情况之下,有的电影其实本身不错,但因为观众已经受够了,隐藏在烂片之下的它们也很难有出头机会,纷纷阵亡,“后来大家就会觉得台湾电影就是这么烂,转而投向好莱坞的怀抱,台湾电影的冬天就是这么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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